2021年度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于3月31日揭曉。無論是最終上榜的10個項目，還是止步于終評的10個項目，都是2021年度全國1700余個考古項目的代表。

　　四川稻城皮洛遺址

　　中國樣本抹掉“莫維斯線”

　　該遺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曠野遺址。該遺址最重大的發現是數量豐富、形態規整、技術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東亞地區形態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術最成熟、組合最完備的阿舍利組合，也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術產品。

　　阿舍利技術是早期人類智慧技能發展到一種高峰的標志。20世紀40年代“莫維斯線”假說，認為在舊石器時代，該線以西的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是早期人類文化的先進地區，是以阿舍利手斧為代表、能掌握先進工具制造技術的先進文化圈；而位于該線以東的中國等地區，是以制造簡單的砍砸器為特征的“文化滯后的邊緣地區”。本次皮洛遺址發現的阿舍利組合，為“莫維斯線”論戰畫下了休止符。

　　●專家點評：趙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

　　這個遺址的面積達100萬平方米，在舊石器時代遺址里，是極為罕見的大型遺址。皮洛遺址海拔3700多米，目前發現的手斧已距今13萬年，這意味著13萬年甚至更早以前，中國人類已經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等極端環境。新的發現突破了“莫維斯線”，為研究早期大范圍人類的遷徙、技術交流提供了全新的資料。

　　河南南陽黃山遺址

　　獨山玉制造的“工業園區”

　　該遺址位于河南省南陽市東北部臥龍區蒲山鎮，是一處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鮮明的中心性聚落遺址。

　　考古人員發掘出土了若干“前坊后居”式大型建筑遺址、“坊居合一”式中型建筑遺址。這個建筑群是國內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墻體存留高，內部設施齊全。特別是最大的、編號為F1的“前坊后居式”7單元大型連間長房，面積超過150平方米，極為罕見。

　　從遺址中出土與制玉相關的工具、原材料幾千件。一件磨石墩上甚至繪有褐紅色人物勞動、臥豬、蘭草寫意圖，堪稱絕品。石器質地主要是獨山石，以農具和兵器為主。玉材主要為獨山玉。

　　●專家點評：趙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

　　在黃山遺址發現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加工制作的相關資料。南陽有獨山玉，玉產自獨山，這就是人類最早利用、開發優質石質材料的案例。這里制作出來的東西流傳范圍不斷拓展，這里就變成了經濟中心、制造業中心等。

　　山東滕州崗上遺址

　　第一次發現大汶口晚期的城

　　該遺址位于滕州市東沙河街道陳崗村東部漷河兩岸，時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為主，也有部分東周、漢代遺存。

　　考古發現了巨大的城址：東西長約800米，南北寬約550米，面積達40萬平方米，城墻寬10～22米，壕溝寬10～60米，最深處2.8米。這是海岱地區目前發現面積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墓葬分布集中，有明顯成列排布規律。墓葬等級差異巨大，主要表現在體量、葬具結構及隨葬品等方面，可分為大、中、小型三類。三聯棺、器物箱等葬具結構均是目前最早的發現。

　　●專家點評：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

　　這是第一次發現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而且還是一個巨型的城。遺址上的墓葬之間規劃有序，大墓可以在10平方米左右，大墓的隨葬品100多件，這是非常罕見的，表明這個社會高度分化。這個遺址之所以重要，因為對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尤其實證黃河下游地區中華文明起源五千年歷史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

　　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該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西郊，地處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積約12平方公里。祭祀區考古發掘是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川渝地區巴蜀文明進程研究”的實施內容之一。從2020年3月啟動發掘至今，共計發掘面積1202平方米，發現“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溝55條、柱洞341個、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區的分布范圍和內部布局。

　　6座“祭祀坑”出土編號文物12000余件(近完整器超過2300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1986年發掘的一號、二號坑中出土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國內其他地區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次發掘的若干新器物，如頂尊跪坐銅人像、銅圓口方尊、玉琮、絲織品、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進一步夯實了這一認識。

　　●專家點評：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

　　新發現的前所未見的遺跡和文物，進一步豐富了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內涵，也將深化關于三星堆遺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場景和祭祀體系研究。通過實物，尤其這次6個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具體而微地實證了巴蜀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

　　湖北云夢鄭家湖墓

　　活化大一統進程中重要節點的歷史場景

　　該墓地位于湖北省云夢縣城關鎮楚王城城址的東南郊，總面積約15萬平方米。本次考古清理了一批難得的秦文化飽水墓葬，極大地豐富了秦墓資料的完整性。收獲了戰國晚期的木觚全文約700字，為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中華第一長文觚”，字體是典型的秦隸，形制罕見；觚文不見于傳世記載，為今人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問類文獻。還發現了罕見的葬具木板畫，年代為戰國末至秦代和秦漢之際，題材均為首見，填補了這一時期中國墓葬繪畫的材質與類型的歷史空白。

　　●專家點評：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鄭家湖墓地的AB區是楚人的，C區是秦人占領這個區域之后的墓葬。這些材料展示了秦文化與楚文化逐漸融合、統一于漢文化并匯入中華文明的歷史過程，為研究戰國晚期至漢初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中華文明從多元一體到大一統的歷史進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國家認同提供了典型個案。

　　陜西西安江村大墓

　　這里才是漢文帝的霸陵

　　該墓位于西安市東郊白鹿原上，北距世傳為漢文帝霸陵的“鳳凰嘴”約2000米。經過多次勘探，最終確認該墓為“亞”字形豎穴土壙木槨墓，地面無封土，墓室邊長73米，四周環繞110多座外藏坑，外圍以“石圍界”和門闕形成陵園。它與其西側的竇皇后陵外圍還探出了一周更大范圍的夯墻遺址，形成了圍合二者的大陵園。在大陵園內，還發現有兩處23座外藏坑和4處建筑遺址。外藏坑中還清理出“車府”“器府”“中司空印”“南葆司空”“北葆司空”等明器銅印。

　　考古資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邊的遺跡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陵區，與漢高祖長陵、漢景帝陽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體規模相當，并有顯而易見的發展演變軌跡。結合文獻記載，可以確認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

　　●專家點評：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通過這次考古發掘，否定了霸陵在鳳凰嘴或者漢文帝挖山成墓的說法。通過江村大墓的考古發掘可以看到，雙重陵園、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機構的外藏坑圍繞帝陵布局等，都是模仿生前的活動、居住場景，這個理念是后來中國歷代皇帝陵墓的一大特點。此外，發現的帶有草原風格的金銀器是先秦兩漢時期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直接證據。

　　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

　　神秘王族的歸宿地

　　該墓葬群位于甘肅省武威市西南，地處祁連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區冰溝河與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崗之上。

　　考古發掘了吐谷渾喜王慕容智墓，該墓為帶長斜坡墓道的單室磚室墓，是目前發現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渾王族墓葬。墓內出土大量精美的隨葬品，其中如胡床、六曲屏風、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備等，皆為國內同時期相關文物首次或罕見的發現。該墓出土的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區“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側面還刻有兩行利用漢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斷為吐谷渾本民族文字。而編號為“馬場灘M2”墓出土的開元二十七年(739年)《馮翊郡太夫人黨氏墓志》，有關吐谷渾蓬子氏的記載，對研究吐谷渾史、唐代軍事建制，特別是安史之亂前后唐蕃戰爭、延州閣門府及“安塞軍”的來源等一系列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專家點評：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吐谷渾喜王慕容智的墓，隨葬器物非常豐富。尤其是出土了大量的絲織品，讓我們知道了唐代紡織技術的高超。這個地區處于唐王朝管轄西域的交通要道上，對于研究唐與絲綢之路沿線各個部族、民族的關系、交通史、工藝美術史等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貴的一手資料；也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唐王朝時期統一多民族關系的形成。

　　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唐代西域戍邊的記憶

　　該烽燧遺址位于新疆尉犁縣東南90公里處的荒漠無人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遺址出土文物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國內遺址考古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書資料，以及首次發現的唐代漢文木簡實物標本。文書所記錄內容豐富，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法律、交通、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文學作品《游仙窟》為國內現存最早且唯一實物標本。各類文書包羅萬象，可謂是一座全面反映唐代邊防生活、邊疆治理的檔案館。

　　●專家點評：閆亞林(國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長)

　　該遺址是國內首次對唐代烽燧遺址進行的主動考古發掘，系統全面揭露了遺址的全貌。出土的文書所記錄的內容非常豐富，許多內容均為首次發現，具有極高的史料研究價值。考古發掘成果實證了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和治理，也是闡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實物教材。

　　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

　　上承宋元、下啟明清的宮城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鄉鳳陽興建的都城。明中都前朝區宮殿的形態因史料記載不詳而一直成謎，通過2015年至2021年的發掘，已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屬建筑的布局。通過揭露夯土臺基及其內部磉墩，厘清了宮城內前朝區宮殿基址及部分附屬建筑的布局。主殿前后殿加穿堂的結構，與宋元時期宮殿建筑形制較為接近，后殿西側附屬建筑組合則與北京故宮內同位置的建筑組合十分相似。

　　●專家點評：閆亞林(國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長)

　　通過2021年度的考古發掘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中都體現了對宋元宮殿制度規劃思想的繼承和創新，以及它對明代南北兩京工程規劃產生的深遠影響。這一考古成果進一步深化了對明中都遺址的認識和研究，對研究我國古代都城規劃、營建思想等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

　　從普通居住點到政治中心的演變過程

　　該遺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縣涔南鎮雞叫城村。該遺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紀90年代，明晰了雞叫城聚落群的演變過程。在距今八九千年的彭頭山文化時是普通的居住點，逐漸發展為環壕聚落，然后發展為城壕聚落及聚落集群，一直延續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時期，顯示出極強的內在凝聚力。

　　考古人員發現的編號為F63的木建筑，建于距今四五千年的屈家嶺文化時期，由主體建筑和外圍廊道組成，坐北朝南，主體建筑是建在若干立柱上，類似于桿欄式建筑。這是中國考古百年的首次發現。

　　●專家點評：趙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

　　雞叫城遺址揭示了一個重要的演變過程：這個遺址從新石器時代更早階段開始，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當地就有人，一步一步發展到巨大的城市中心，周圍還有大大小小的遺址，變成了區域的社會，社會程度是不是進入文明，這都值得深入討論。

　　(本報記者 李韻)

　　【編輯:上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