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瞭望 | 假如漢簡會說話，這位“歷史講解員”會告訴我們什么？ 

　　簡牘是一套完整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和社會生活等多領域的獨特話語體系，刻寫其上的有關戍卒、商賈等難見諸正史的悲歡離合，讓我們得以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薪火賡續間，簡牘為我們追尋“從何而來”提供了更多歷史支撐

　　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以文物為紐帶跨越時空，在現代生活中傳承延續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宋常青 何問 馬莎

　　“黃種小石廿五石”“凡種小石卌三石”，回望兩千多年前的漢代，新年伊始，人們在官府前排隊領取谷物種子，每領一人，官員就記下一筆。

　　“奉，謹以瑯玕一，致問春君，幸毋相忘”，邊塞苦寒，滿腔柔情的士官用心為意中人準備了一份寄托相思的禮物。

　　“……細身，小頭，方面，小髭，少須，身端直，初亡時黑幘”，這枚“全國通緝令”用19個字就大致勾勒出了一位古人的體貌特征。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3.9萬余枚漢代簡牘，如同記錄兩千多年前絲路風物的“存儲卡”，帶著歷史的印記鋪陳在世人面前，無聲地訴說著那些有關春耕的“儀式感”，那些穿越千年的浪漫情誼，那些兵馬屯戍的“烽煙氣”以及尋常百姓事。

　　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綿延數千年而不絕，文字記錄功不可沒。紙張面世之前，古人用竹簡與木牘作為“寫本”，合稱為“簡牘”。

　　尺寸之間，書寫風云塵煙。簡牘是一套完整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和社會生活等多領域的獨特話語體系，刻寫其上的有關戍卒、商賈等難見諸正史的悲歡離合，讓我們得以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

　　吉光片羽，折射歷史清暉。在正史之外，以文字為媒，簡牘為數千年前中華文明的繁榮興盛、中華民族的起伏悲歡以及中外文明的持續、友好交流，提供了更豐富、更細致的實物佐證。

　　方寸喚活千年風華

　　位于甘肅省西部的河西走廊，形似長長的楔子，自東南向西北貫穿綠洲與戈壁荒漠。漫步走廊，恍惚之間，漢武帝遠征匈奴時戰馬嘶吼、刀槍碰撞的聲音仿佛猶在耳畔。絲綢古道上駝鈴陣陣、羌笛悠揚，好似穿越千年聲聲作響。

　　20世紀初，探險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時途經河西走廊。風吹沙走，掩埋在荒漠深處的窄木片露出依稀可辨的墨書漢字。他在敦煌北部漢長城遺址沿線掘獲簡牘及殘片3000枚以上。

　　這批被稱為“敦煌漢簡”的簡牘一經發現，震驚了中外學界。此后，以河西走廊為主的“簡牘寶庫”，因漢代簡牘出土數量不斷增多引起世界矚目。

　　相關專家介紹，以新中國成立為界，簡牘的發掘工作分為兩個階段。

　　1949年以前，簡牘集中出土于甘肅省酒泉市金塔縣和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轄區內的漢代長城烽燧遺址，記錄內容涉及漢代河西邊塞屯戍生活和軍事塞防體系等方面。

　　其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居延漢簡”。

　　1930年，由中國、瑞典等國科學家組成的西北科學考查團考古至漢代張掖郡居延邊塞遺址，一萬余枚漢簡重見天日。這批被通稱為“居延漢簡”的簡牘文物，現存于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4年，居延遺址考古發掘中再次出土8000余枚“居延新簡”，文物年代跨度達200年之久。

　　新中國成立后，除部分長城和邊塞遺址外，甘肅的天水、武威、酒泉等多地的古墓葬和古遺址均有簡牘出土。

　　在漢代長安至邊塞唯一可考的驛站——懸泉置遺址出土的2萬余枚“懸泉漢簡”，以郵驛、西域史料和民族關系方面的材料為主，是研究絲綢之路迎來送往、中外交流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介紹，百余年間甘肅共出土簡牘文物6萬余枚，以漢簡數量為巨，占全國出土漢簡八成以上。

　　目前，甘肅簡牘博物館集中保存了4萬多枚簡牘以及與其相伴出土的1萬余件文物，其中漢簡數量高達3.9萬余枚。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王子今介紹，河西漢簡是漢代出土文獻資料中發現最早、數量最豐富、整理最完備、研究最充分的內容，曾被王國維稱作20世紀最重要的文獻發現之一。

　　“簡牘作為直接文字記錄的載體，體現出的第一手資料價值相比史學典籍更加真切具體。”王子今說。

　　 

　　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簡牘文物    甘肅簡牘博物館供圖

　　片語言兩漢萬事

　　簡牘細長，每一枚僅能容納寥寥幾字。在漢代，簡牘由官方統一制作，尺寸有嚴格規定，標準的官方文書長23厘米、寬1.1厘米。

　　字雖短，傳遞的歷史細節卻生動豐滿。

　　“粱米八斗……即米三石……羊二……酒二石……”，1973年出土于甘肅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后，吃了多少米、耗費多少鹽等一連串詳細數字。那么，接待費用誰出呢？

　　“AA制。”朱建軍說，簡牘中記載，此次接待一共花費了1470錢，肩水金關共有27名官吏，每人約攤了55錢。

　　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館藏于甘肅簡牘博物館的近4萬枚漢簡，就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內容極為豐富。

　　比如，尊老養老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在漢代已有明文政策規定。

　　甘肅省武威市磨咀子漢墓中，曾出土一封西漢宣帝時下發的優待老年人詔書令。詔令顯示，70歲以上的老人可享受“在馬路中間行走”“入市做生意不收稅”“進官衙不許阻攔”等多項優待。

　　此外，甘肅簡牘博物館保存的諸多珍貴的私人簡帛書信，描繪了古人豐富、細膩的情感世界。

　　有人生活窘迫，為借褲子猶豫再三；有人因戍邊不能探病家中父母而寄情于書信；還有人在敦煌戍邊值守，請朋友代為購買一雙“長尺二寸”（約合27厘米，相當于43碼）、質地如絲絹一樣柔軟且鞋底要厚、耐穿的牛皮鞋……

　　以簡牘為載體，這些歷史洪流中的柔軟瞬間歷千年而不泯，得以被現代人捕捉、共情。“一枚枚簡牘如同一臺臺放映機、留聲機，將歷史檔案一一播放。”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說。

　　朱建軍認為，數量眾多、內容豐富的甘肅簡牘文獻，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亦是秦漢時期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歷史、地理的第一手資料，對研究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漢代所塑造的民族和文化精神，深深影響了后世政治文化的發展。”甘肅簡牘博物館陳列展覽部主任韓華說。

　　韓華介紹，正是由于漢代疆域的拓展和屯兵戍邊生產生活發展，中華文明思想制度、文化習慣、生活習俗等，也隨著文書向更大地域范圍傳播、輻射。比如，西北地區曾出土大量典籍簡，朝鮮半島、日本等地也曾出土《論語》簡，少數民族羌人自愿冠以“牛”姓，稱自己為“牛羌”。

　　展現絲路交流互鑒

　　敦，大也；煌，盛也。

　　兩千多年前，漢武帝列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敦煌之名，承載著古人對敦煌乃至整個河西走廊繁榮興盛的美好愿景。

　　自張騫“鑿空”西域始，中西方文明得以貫通。自此，河西走廊不再孤寂。胡旋樂舞，駝隊往來。時至今日，我們仍可以從“張國臂掖，以通西域”“武功軍威”等郡名起源中，感受到當年之繁華。

　　敦煌是文明交流之路的重要中轉站。漢武帝時在此處設立的懸泉置，專司上傳下達、迎來送往。順著簡牘的歷史記載回溯，西域往事一幕幕重現：少則幾十人、多則數百人的使團隊伍受到悉心接待，“絲路暢通、西域安定、遠方來朝”。

　　“樓蘭王以下二百六十人當東傳車馬，皆當柱敦”，出土于懸泉置遺址的一枚簡牘記錄了敦煌郡發文懸泉置，為東去長安的樓蘭王一行260余人準備接待車馬的情形。

　　另一枚簡牘記載道，懸泉置接待西域鄯善、且末、莎車、于闐、皮山、疏勒、渠勒、精絕、扜彌等九個國家的使者，他們一行34人，分兩天到達。“各國同時出現在懸泉置，足以說明當時西域諸國之間的和諧關系。”肖從禮說。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何雙全介紹，從簡文資料看，驛站主要接待國內公務出差人員和外國使者賓客兩類人，吃住行都有嚴格標準，體現了漢帝國禮待外邊的大國風貌。

　　“簡牘是絲路往來與中西交通的實錄及見證。”朱建軍說，不同于史書記載，漢簡記錄更直接、更真實，更有助于加深世界對中華歷史的理解。

　　甘肅簡牘博物館保存的一批“里程簡”，翔實記載了從長安出發到敦煌與居延地區的通行驛置名稱，以及各地之間的具體里程。借此，研究人員可以復原出漢代長安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的具體走向。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薪火賡續間，簡牘為我們追尋“從何而來”提供了更多歷史支撐。

　　肖從禮表示，簡牘還記錄了部分中亞、西亞游牧民族的歷史，為這些國家歷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實物證據，能夠成為對外文化交流的橋梁，助力“一帶一路”民心相通。

　　一枚枚簡牘，生動呈現出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一道道印記。跨越兩千年，沉淀于方寸之間的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底蘊，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宏偉前景交相呼應，沿著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道路奔向未來。

　　傳承延續中華文明精神特質

　　萬卷簡牘載文明，千年歷史昭汗青。

　　將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遺存發掘出土之后，如何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將對它們的解讀和認識轉化為新的歷史知識？如何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

　　以簡牘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目標，簡牘研究工作者們正在積極探索。

　　“不侵隧長石野，臈（通臘）錢八十，十二月壬戌妻君寧取，吞北隧長呂成……”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遺址的16枚木簡上，詳細記載了東漢初年，甲渠候官在臘月給戍邊將士們發放臈錢的情況。

　　“如漢簡記載，臘祭發放臈錢標志著，漢代春節的慶祝活動拉開序幕。”肖從禮說。近年來，甘肅簡牘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每逢春節，都會帶領參觀者“穿越”至兩千年前，探索“春天的秘密”。

　　“謂禽獸六畜懷妊有胎者也，盡十二月常禁”“四寸乃得以取魚，盡十一月常禁”……2022年6月5日，國際環境日。甘肅簡牘博物館與媒體積極合作，向全世界推送了“中國最早的《環境保護法》”。

　　在懸泉置一處房屋的破碎墻面上，長222厘米、寬48厘米、共101行字的《四時月令詔條》以律令形式逐條列出四時重要事項，將珍視生命萬物、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的理念向來往的多國使臣廣而告之。

　　“這說明，從古至今，中國都重視環境保護。”朱建軍說。

　　漢簡里的文字世界，讓當時文明興盛之歷史、文化之認同見諸實物。“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以文物為紐帶跨越時空，在現代生活中傳承延續。”朱建軍說。

　　蒼茫的戈壁灘上，祁連山下的風沿著河西走廊吹過懸泉。供游客近距離“觸摸”歷史的木棧道，勾勒出彼時懸泉置的模樣。閉上眼，使團踏沙自西來，駝鈴向東響……歷史宛若有回音。

　　“助力增強文化自信，厚植民族復興的文化根基，千年簡牘將煥發更大光彩。”甘肅省文物局局長程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