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雁翔

　　木本乎根，人本乎祖。追尋我們民族的根，伏羲這個偉大的名字是無法回避的。雖然伏羲及其事跡籠罩在神話或傳說的迷霧之中，但理性思考，無論是神話，還是傳說，都是上古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其中不乏人類歷史童年的印記。沒有了以伏羲為首的三皇五帝，也就沒有了文字發明之前有人物的中國史。

　　伏羲、伏羲文化及其內涵

　　關于伏羲的記載，在先秦時期即出現在諸子百家典籍之中。上溯淵源，天水市所轄的武山、甘谷出土新石器時代人面鯢魚身紋飾彩陶瓶各一只，正是伏羲人首蛇身（龍身）形象的藝術寫照。甲骨文中即有兩“蟲”相并的字形，有學者認為此即伏羲、女媧人首蛇身像的抽象化，可證伏羲的故事起源很早。有了關于伏羲的記載及其信仰，自然也就有了伏羲文化，但明確提出“伏羲文化”的概念，時代比較晚。

　　研究緬懷歷史上的杰出人物，尤其是三皇五帝這樣的傳說人物，往往以“人物+文化”命名標識，合者如三皇文化、炎黃文化，分者如黃帝文化、炎帝文化、女媧文化等。漢代以來，就有“伏羲生于成紀”的記載，而天水地域是古成紀地，于是天水自古有“羲皇故里”之稱。受研究古文化、地域文化熱影響，1992年10月，天水市組織召開全國性的“第一屆伏羲歷史文化研討會”，會后編輯出版《伏羲文化》一書，“伏羲文化”概念正式確立，之后這個概念也為學術界認可。

　　這里要強調，“伏羲文化”概念提出雖晚，但伏羲文化屬歷史文化范疇，是史前文化和歷代信仰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其內容自有伏羲即已存在。具體而言，伏羲文化的主體是附著于伏羲身上的諸多發明創造，如始作八卦、發明漁獵工具、興嫁娶之禮、造書契、定姓氏、制禮樂、理庖廚等。究其實質，這些發明創造可以視為新石器時代原始文明的成果。現代意義上的伏羲文化，其內涵更加廣泛，凡和伏羲事跡相關的事或物，諸如祠廟遺跡、民情風俗、傳說故事、史籍記錄等都屬于伏羲文化范疇。伏羲創制的諸多傳說使長久造福于人民的事跡有了物主，以便讓人民崇拜，引領人民更好地生活。因此，伏羲也就成了原創文化的化身，古往今來被尊稱為“人文始祖”，民間稱“人宗爺”或“人祖爺”。

　　秦漢大一統，伏羲及相應的伏羲文化通過四個層面傳播：其一，典籍傳承層面。經、史、子、集各類典籍代不絕書。其二，圖像傳承層面。伏羲、女媧像被廣泛采用，頻頻出現在墓室雕刻、建筑物彩繪、工藝品加工等各種藝術形式中。其三，祭祀傳承層面。秦漢以來從官方到民間都是設祠祭祀，綿延不絕。凡有伏羲遺跡的地方都有伏羲廟，瞻拜虔誠，香火旺盛。其四，伏羲、女媧傳說流傳于全國各地。和牛郎織女、祝英臺梁山伯的傳說一樣，成為人們最喜聞樂見的故事之一。

　　典籍里的伏羲及伏羲文化

　　上文所言伏羲文化傳播的三個層面，以典籍層面傳播最受人關注。《周易·系辭下傳》關于伏羲“始作八卦”的記述影響廣遠，將易經、八卦和伏羲不容置疑地連為一體。《漢書·古今人表》將伏羲列為“上上圣人”之首，確立其人文始祖地位。漢代尤其是東漢讖緯之學盛行，各種解經之緯書大行其道，其中涉及伏羲資料眾多，伏羲形象大為豐滿，有了出生地，有了具體的形象，有了各種各樣的事跡，伏羲在古史系統中獨一無二的地位、形象、功德完全確立。后世記述伏羲事跡多是以緯書為依據的總結截取。

　　魏晉南北朝時期，關于伏羲的記述以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太昊帝庖犠氏》、東晉十六國王嘉《拾遺記·春皇庖犠》傳記式的記述最為完整。伏羲生地、姓氏、功業、在位年數、駕崩葬地盡在其中。

　　及至唐代，歷史學家司馬貞注解《史記》，有名著《史記索引》，鑒于《史記》五帝之上歷史缺如，其卷30補作《三皇本紀》，文曰：“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于雷澤，而生庖犧于成紀。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昊是也，都于陳，東封太山，立一十一年崩。其后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

　　文雖不長，但意義重大。唐代大修史書，完成《晉書》等正史八部，而唐高祖《修六代史詔》和唐太宗《修晉書詔》均以伏羲為中華文化的肇始者，所謂“伏羲以降，因秦斯及，兩漢繼緒，三國并命，迄于晉宋，載筆備焉。”正是在如此濃厚的史學氛圍下司馬貞為《史記索引》綜述、補充前世有關伏羲的文獻材料，撰成這樣一篇較為完備的史傳，最終完成伏羲傳說事跡的歷史化。　　宋代史著，如蘇轍《古史》、劉恕《資治通鑒外紀》、鄭樵《通志》等對前代所記伏羲事跡進一步整合，總的趨勢是將傳說徹底歷史化。羅泌的《路史》則是以資料性著述的形式，將當時所有能見到的各種資料統統輯入伏羲本紀《太昊紀》，“紀”之原文和其子羅蘋的注釋加起來超過7000字，洋洋大觀。經過宋代史家對伏羲資料的全方位整理，后世基本沒有了拾遺補缺的空間，如清代古史名著馬骕的《繹史》記載伏羲，就只能采用列舉宋代以前注明出處的伏羲資料輯錄的方式了。

　　簡要回顧典籍中的伏羲“狀況”，則知我們崇敬的人文始祖伏羲，是應國家和普羅大眾的需要逐漸形成的，伏羲文化史是動態的建構史和接受史。

　　近現代，學術界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運用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思想對伏羲傳說的來源性質、歷史內涵以及伏羲和女媧的關系等進行多學科研究，使伏羲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聞一多的《伏羲考》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伏羲由古人典籍中的歷史人物，又回歸傳說人物、神話人物。不過，無論考古者如何考，辯史者如何辯，伏羲是歷史人物的身份可以質疑，但誰也無法否認或無視伏羲及千百年來形成的伏羲文化。如歷史學家李學勤所言：“我們談到古代歷史都很驕傲，我們的歷史年代非常精確，可以一直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這是不可爭論的。再往上還有很長，中國悠久的歷史是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開始的，也就是從伏羲、女媧開始的。”當然不可否認，從伏羲、女媧開始的中國歷史有許多斷點，故此古人以合理的想象連綴遠古歷史也是合情合理的。伏羲出現在先秦諸子典籍之中的形象，是一位上古時期的人王，是諸子百家回顧歷史的產物，不應是憑空虛構，宏觀一點說，神話傳說就是上古時代的歷史，應從歷史發展的大勢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