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以文學之名

　　朝圣敦煌

　　李宸江

　　當代文學對于凝聚中華民族精神，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甘肅，古絲綢之路穿越千年，多元文明交融共生。星羅棋布的歷史遺跡彰顯了隴原大地的厚重，多姿多彩的民俗風情見證了隴原兒女的開放。煙塵滾滾，馬蹄錚錚，位于黃河以西，東起烏鞘嶺，西抵陽關、玉門關的河西走廊自古就是戰略要道。2000多年前，漢武帝派張騫持節西行，開辟了中原與西域連通的偉大通道。“列四郡，據兩關”，為這片飄搖的金戈之地平添了祥和與安寧。

　　駝鈴陣陣，人影如織，一座城，世代人，在時空的更迭中上演著不老的傳說。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既是四大文明交匯地，也是古絲綢之路上的樞紐要沖。敦煌以其深邃豐沛的史地資源和包羅萬象的文化遺產，成為文學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以敦煌作為書寫對象，早已成為作家們的創作自覺，一批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文學作品建構出不朽的“文學敦煌”。

　　（作者系蘭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甘肅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網絡文藝委員會委員，甘肅省網絡作家協會理事）

　　史地資源：“文學敦煌”的骨骼根基

　　探源歷史，守正創新，豐盛的史地資源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真實的、具有說服力的創作素材，成為“文學敦煌”堅實的骨骼根基。以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為例，其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等提供了數量巨大、內容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圍繞這一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巨大影響力的歷史事件，中外作家展開了豐富的想象，用歷史小說的形式為其編織出具有傳奇色彩的前世今生。

　　20世紀50年代末，日本作家井上靖創作了轟動文壇的西域小說《敦煌》。小說虛構北宋人趙行德在歷經戰亂與生死后，組織僧人將大量經卷、器物藏于窄洞內，使其免受戰火摧毀的故事。對井上靖的創作，作家王蒙曾評價：“作品中表達出一種悲天憫人的心腸，一種超越了最初的情感波瀾的寧靜，一種飽經滄桑的對歷史、社會、人生的俯視，一種什么都告訴了你的直截了當，同時什么也沒有告訴你的彬彬有禮。他的風格很獨特，很有味兒。”就是這種深沉、細膩且富有真實感的娓娓道來，讓主人公命運中許多撕裂人心的痛苦直擊讀者靈魂，使得大批讀者在閱讀完這部小說后紛紛前來敦煌游歷。他們在故事發生的土地上，探尋著趙行德為后世創造的奇跡，為小說賦予了超越文本的現實意義。

　　同樣以藏經洞為故事原型，中國作家的創作主題更顯深邃宏大。2018年12月，長篇小說《敦煌本紀》問世，第二年便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提名作品獎。這部以“本紀”命名的敦煌題材小說，飽含了作家葉舟探源中國精神，建構“文學敦煌”的雄心。為了在符合史實基礎上，對小說人物、事件進行生動、精彩的刻畫與描寫，葉舟作了大量的前期調研。他在采訪中坦言，“我去了無數次的敦煌，走遍那里的角角落落，實地考察、與本地百姓交流、向當地學者請教，同時所有從實地探尋的細節都得反復咀嚼、考究。當然還有例如查找資料、歸攏歷史、找到細節等相對常規的工作。”葉舟將踏實嚴謹的治學精神用于文學創作，用文字復原歷史里的敦煌與河西，讓民間流傳的只言片語在豐富的想象和犀利的描述中變得感天動地、蕩氣回腸。小說講述的敦煌三大家族、祖孫三代歷經半個世紀的生死傳奇里，揭示的不僅是西部百姓于跌宕曲折中尋路、開路、拓路的歷史遭際，更隱匿著河西走廊的前世與今生、來路與歸途。在充滿詩性的文字間，在跌宕起伏的故事里，中華民族守正創新的進取精神與剛硬不屈的中國筋骨得到了具象且震撼的呈現。《敦煌本紀》為一座城、一群人賦予了不朽的文學生命，讓中國精神力透紙背。

　　2011年，本土作家王登渤與姚運煥的長篇小說《日落莫高窟》出版。同為“護寶”主題，這部作品的創作視野較為獨特。《日落莫高窟》沒有停留于縱向地講述一個民族的歷史故事，而是以充沛的文獻資料作為根基，將小說敘述的歷史語境橫向地擴充至中俄、中蒙、中日關系史中，建構出一個具有多層故事結構和文化背景的傳奇故事。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殘兵阿連闊夫以及他的哥薩克兵團倉皇逃竄，翻山越嶺進入敦煌；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懷揣進步理想的女大學生白草奔赴她向往的世界藝術寶庫敦煌，結識了史晉康、鄒季南。在無人問津的西部邊陲，三位年輕人與異國侵略者展開了一場殊死搏斗。團結一心的機智勇敢，以身護寶的壯志豪情，侵略與反抗、破壞與保護、政府的黑暗、人性的復雜，交織出一曲寫滿民族大義的悲歌。國學大家陳寅恪先生曾對敦煌文物流失海外一事發出哀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日落莫高窟》所講述的故事，正是對造成這種傷痛根源的徹底揭露，也是中華兒女無畏強暴、以國為先精神的生動呈現。

　　文化遺產：“文學敦煌”的百變之姿

　　開放包容，和諧共生，多元的文化遺產為文學提供了可供傳承創新的源泉和空間，成就了“文學敦煌”的百變之姿。對地域景觀與歷史風物的呈現，對族群記憶與生存境遇的觀照，對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描繪，當代文學與敦煌這座文化富礦展開了不同形式與主題的對話，其多樣的文化審美所蘊含的開放品格，正是中華文明具有突出包容性的生動寫照。

　　本土作家馮玉雷被著名文學評論家雷達先生評價為“一個頑固的文化尋根者，一個試圖‘還原’絲綢之路文明的夢幻者，一個追尋敦煌文化的沉醉者，一個執拗地按照自己的文學理想來建構文字王國的人”。他創作了多部涉及敦煌題材的小說作品，如《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敦煌佚書》等，其內容并不拘泥于傳統小說對于故事完整性和趣味性的構思，而是以紀實或整合的方式將大量與敦煌相關的人物、事件融入作品中。作者在龐大、復雜、不連貫的敘事過程中，剔除了人物的民族、國家屬性，而以符號化使其成為文化或精神的代表。這些作品彰顯了作家深厚的史料功底，以《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為例，小說從普爾熱劫天馬寫起，隨后引出斯坦因辨別古書、王道士打開藏經洞、斯文·赫定撿到靈光玉，最后以斯文·赫定得到羊皮地圖結尾，其中囊括了眾多神話、歷史、小說人物符號，涉及英雄情結“天馬”等眾多精神意象，體現了其從源頭到支流梳理敦煌文化質素，以文學之名闡釋并建構“敦煌意象”的抱負。

　　敦煌文化的持久性影響在于其對眾多民族的不同文化的連接和融合，為今天不同文明的對話與交往提供了啟示與借鑒。作為中國經典文學作品，《西游記》中所講述的故事本身就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融合共生的典范。西游故事不斷被各種體裁演繹，成為最受歡迎的中國古典IP。當代知名懸疑作家陳漸嫁接西游IP，創作了系列懸疑小說《西游八十一案》。這種對原有IP進行文化拓展性的文學嘗試作品，被翻譯成多國語言，深受海內外讀者的好評。其中一本以敦煌為題材的《西游八十一案·大唐敦煌變》不僅將唐朝時敦煌當地的風物人情、文化遺存、歷史精神等地域文化景觀與作品無縫鏈接，還將與敦煌文化相關的門閥士族對寒門子弟的打壓等社會深層文化特征融入其中。對商旅交織、門閥林立的歷史現場的還原，對“求知”到“求真”精神的升華，為民族文藝在世界文化對話與交流的空間中提供了更加豐富的養料和路徑。

　　精神傳承：“文學敦煌”的蓬勃血脈

　　接續奮斗，凝聚力量，生生不息的精神傳承為文學供給富有蓬勃動力的新鮮血液。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體現，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發展的核心和靈魂。“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是敦煌文化與民族精神在新時代的發展與呈現。

　　近年來，以莫高精神為主題的系列文學作品為世人揭秘了一代代莫高人用畢生時光守護并發揚敦煌文化的感人經歷。著名作家葉文玲六下敦煌，追蹤近十年，創作了《此生只為守敦煌：常書鴻傳》。被譽為“敦煌守護神”的常書鴻先生，在極其艱苦條件下，放棄個人追求，將一生時光投入莫高窟保護的無私與偉大令她深深折服，創作時她盡量避免平鋪直敘的講述，努力還原歷史現場，讓常書鴻先生的故事更加真實動人，讓他的精神感動更多讀者。《敦煌人生：我的父親段文杰》是講述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長、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段文杰先生獻身敦煌文物保護和研究事業的人物傳記，由段文杰之子段兼善創作，鮮活、真實、滿溢著信念的力量。《我心歸處是敦煌》是“敦煌女兒”樊錦詩對自己人生經歷的親述，從花樣年華到白發蒼蒼，與戈壁為伴，用癡心守護，成為吸引許多讀者的暢銷書。在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三位大先生背后，是更多廢寢忘食的苦行者、舍身忘我的守護人。他們在寂寞的洞窟里，在孤冷的青燈下，幾十年如一日地重復著修復、保護、研究工作；他們勵精圖治癡心不改，上下求索努力開拓，讓敦煌文化大放異彩，成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名片，成為華夏兒女心中不滅的榮耀！

　　文學是人類命運的共同書寫，文學是跨越國界的情感共鳴。文學里的敦煌滿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向世界展示著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文學里的敦煌有歷史筑起的堅實筋骨，文學里的敦煌有精神涌動的青春熱血。傳承創新，開放包容，文學讓敦煌姿態萬千，楚楚動人，它不再是因莫高窟而被熟知的景點，而是不同時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人在敦煌相聚，與文字相遇，一起創造神話傳說、一起講述家國故事、一起譜就生命的悲歡離合、一起吟唱人類的偉大贊歌。

　　穿越時空，翻越山海，以文學之名，朝圣敦煌！贊頌生命，歌唱時代，以愛之名，擁抱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