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歷史悠久，文化厚重，自古以來就是河西走廊教育發達的地區。明清之際，武威“人文之盛,向為河西之冠”，文教事業興盛。清代，武威各地存在一個民間性質的助考組織，即“興文社”（也稱崇文社），其職能主要是為本籍參加鄉、會試士子資助盤費，“里有文社儲巨款，發商生息，為鄉、會試士子川資。”

　　一、興文社設立原因

　　有清一代,甘肅考中進士共350人,所占全國進士總數的比例尚不足八十分之一,其數量不足江浙一帶的一個縣，也遠遠低于云南、貴州、廣西這些邊遠省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陜甘合闈導致路途遙遠，應試盤費高昂，影響了甘肅士人正常的應試。

　　康熙初年，陜甘分治，甘肅成為獨立行省。清代科舉重視地域平衡，取士政策以省為單位。從理論上講，分省便伴隨著分闈，但陜甘分闈卻遲至光緒元年（1875年），經時任陜甘總督左宗棠奏請才得以實現。分闈前甘肅士子鄉試要遠赴西安，交通不便，盤費高昂，影響了他們正常應試。左宗棠在其奏折中就寫到“計甘肅府廳州縣，距陜近者平慶涇、鞏秦階兩道，約八九百里、千里；蘭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遠者一千六七百里；蘭州以西涼州、甘州、西寧，以北寧夏，遠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肅州安西一道，則三千里或四千里。邊塞路程悠遠，又兼驚沙亂石，阻礙馳驅，較中原行路之難，奚翅倍蓰！士人赴陜應試，非月余兩月之久不達。所需車馱雇價、飲食芻秣諸費，旅費、卷費，少者數十金，多者百數十金。其赴鄉試，蓋與東南各省舉人赴會試勞費相等。故諸生附府廳州縣學籍后，竟有畢生不能赴鄉試者，窮經皓首，一試無緣。”

　　由于科舉考試的長期性，以及不受年齡限制，參加科考者大都有家室之累，科考成功顯然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閑暇時間，“功名盛衰，原因復雜”，“但經濟是基礎?？婆e考試，要以經濟實力為后盾”。甘肅本為瘠貧之區，往往因無力籌措應試盤纏等費用，而面壁向隅。

　　二、武威縣興文社

　　武威文風甲于秦隴，但貧寒之士居多。每逢鄉試、會試，總有士子因路費無法籌措而放棄應試。時任甘涼兵備道容海與天梯書院主講張美如先生、紳士楊增思等商議后成立興文社，專門為鄉、會試士子提供資金支持。《武威興文社當商營運生息碑記》立于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碑文共513字，為甘肅按察司按察使容海撰文，涼州府知府周維垣書寫。碑文記載，清嘉慶十年（1805），在天梯書院主講張玉溪（即張美如）的支持下，紳士楊增思、白之璐、劉丕曾、張琨等設立興文社，資金來源由邑人資助。為長期運營考慮，興文社將剩余資金作商業之用，將盈利作為士子鄉會試的費用。由于他們帶頭資助，合邑上下積極回應，籌集銀兩三千兩，推舉社長管理。為使這批資金發揮可持續作用，經興文社成員合議，挑選信譽好的商號273家，將資金平均分配給他們運轉生息。興文社通過這種資本運營的方式增加了本息收入，使鄉、會士子們應試的路費有了保障。此議由道府縣三級立案以存永遠。碑文簡述武威文風之盛、士子奮志功名的情形，筆鋒一轉，“而風塵因頓者，殆不少矣。”于是一批有識之士，同心協力，善作善成，為武威教育文化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積極的貢獻。

　　武威縣興文社還多次接受本籍為宦士人的捐助。如在《武威牛鑒雪樵行述》中就記載牛鑒“出廉俸千五百金，助里中書院及文社賓興經費。”《甘肅新通志》卷74《人物志·孝義下》中記載，張景福官西安府孝義廳同知，歸時捐金助文社；倫肈紀曾知陜西華陰縣，罷歸，捐3000金以助本邑文社及天梯、雍涼兩書院。

　　三、民勤縣興文社

　　清代，民勤縣曾設立崇文社為士子鄉會試籌集費用。道光年間所修的《重修鎮番縣志》中有一塊《建置崇文社碑記》，此碑記載：鎮番文風不振，“揆厥由來，實緣自鎮至陜相距二千余里，制科之士往往艱于資斧，裹足不前。致使皓首窮經，終老牅下者，指不勝屈。”為此，鎮番知縣李師唐及全縣的士子和百姓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捐資設立崇文社，為參加科考的學子提供資助。該碑立于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今佚。碑記簡述了民勤縣創建崇文社的背景、動員、捐資及所捐數額、營運管理等事項。碑文中記載時任知縣李師唐倡建，闔邑士庶“破慳樂輸”捐置，繼任知縣謝載亭“歡忻從事”，所捐銀兩“營運生息，用佐鄉會資斧之需。”此碑特別突出了兩任知縣李師唐、謝載亭“爰偕同志，各解私囊”，捐銀、勸捐的善舉，表達了“文運日興，科名益盛”、希望再創“賢良接踵，科第蟬聯，文運之盛，甲于河西”盛舉的愿望。

　　四、古浪縣興文社

　　民國年間修的《古浪縣志》中有一塊有關古浪興文社的碑記記載。該碑立于道光元年（1821）八月，碑文共計752字，由武威舉人張啟銘撰文，姚殿元書寫。碑文主要記載道光元年（1821）古浪縣設立興文社，并將捐資和置地租資作為鄉會兩試士子盤費的事跡。在碑文中記載，“既又軫念士之寒竣者，……于是集闔邑紳耆，設立興文社。……公（筆者注：時任古浪縣令李焜）即慨然捐廉一千金……先是邑人樊明府立夫者，于嘉慶十六年捐銀四百兩整，置地出租，為鄉會試之需，已歷有年……若張明府平山暨明經張公倬、國學張公□□、武庠張公潔、國學董公以正、庠文馬公理章、吏員寧公國樞、文庠石公東元、國學張公爾范，各捐資不等。”嘉慶十六年（1811），古浪縣樊氏創立興文社，并捐銀400兩置地租作為鄉會試費用。道光元年（1821），古浪縣縣令李焜創立興文社，個人捐俸1000金并倡議官紳捐贈來解決鄉會試費用的問題。

　　此碑最后還記錄了興文社相關規定及資金使用制度：社內公舉品行端方、家道殷實齋長四人，學師各給札付經管社事。”“社內租糧務須干圓潔凈，每年秋收后租戶送到學署，用市斗平面量交。”“社糧于鄉試年四五月內變價，以三分之二為西安鄉試士子盤費，著入闈老成之人帶至西安分散……分為會試文武士子盤費。若無會試之人，此項留為下屆會試之用，或積存生息，仍增置田地，添補公項，以為擴充地步。”

　　由于史料缺散難見，無法對清代武威興文社資助的金額、持續性等情況做出進一步論述。其資助僅限于鄉、會試以及優、拔貢赴京朝考，作為初階之試的童試并非其資助的范圍。興文社作為民間組織，多有人亡政息，興廢無常之虞。光緒三十一年（1905）科舉廢止后，興文社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其原有的基金開始流向新學教育。

　　作者簡介

　　李文鈞，甘肅武威人，碩士研究生學歷，武威市涼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實習員。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調研“西北整體視野下武威歷史文化遺產研究、保護與轉化利用”專項項目子課題——“武威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口述史”和“武威近代文史資料匯編與研究”，在《武威日報》等市級報刊媒體發表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