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溯源甘肅】東羌校尉與魏晉隴右政局

　　從左至右依次為“晉歸義羌侯”金印、“晉歸義氐王”金印、“魏歸義氐侯”金印

　　現藏于武威博物館的魏晉蓮花藻井磚

　　東羌校尉鄧艾伐蜀　連環畫

　　隴山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本報特約撰稿人　丁樹芳

　　從先秦至魏晉，羌人一直生息于隴右地區。他們是影響隴右政局穩定的重要因素，與歷代中原王朝有著頻繁的交往互動。中原王朝專掌羌人事務的民族職官，始于西漢時期設置的護羌校尉。漢末以來東羌與氐人遷徙隴右，曹魏設置東羌校尉治理隴右氐羌，爭取他們對魏軍隴右防御戰的支持。西晉設立秦州后，東羌校尉既履行治理隴右氐羌的基本職能，又涉入秦州地方政治。

　　漢魏之際的東羌與氐人

　　東羌，主要由先秦以來一直居于安定、西河、上郡、北地等郡（大致包括今寧夏東部、陜西和山西北部一帶）的羌人以及河湟西羌東徙邊郡者共同構成。由于沒有出現強有力的羌豪，東羌各部間不相統一。在匈奴統治蒙古草原時，他們從屬于匈奴；匈奴衰落后，東漢朝廷征發他們為騎兵作戰。直到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東羌諸種因響應先零羌叛亂才見載于史籍。此后東羌或與南匈奴、西羌聯合反叛，或獨舉叛旗、頻發動亂，使并涼虛耗，朝廷為憂。至靈帝初年，漢廷決心剿滅東羌。建寧元年（公元168年），護羌校尉段熲追剿先零羌，其余部四千落（一落五口）散入漢陽郡。建寧二年（公元169年），段熲又于漢陽大破東羌，謁者馮禪招降東羌余寇四千人，分置于安定、漢陽、隴西三郡。自此，東羌的分布范圍自安定以東，西遷至以隴山、六盤山為中心的漢陽、隴西諸郡。

　　建安（公元196年—220年）后期，割據隴右的馬超、韓遂常招誘東羌與曹操抗衡。據《三國志·魏書》，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漢陽是東羌盤結之地，馬超誘以為兵的漢陽羌眾當屬東羌。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夏侯淵復征韓遂，時“長離諸羌多在（韓）遂軍”。“長離諸羌”，以其居地長離川為號。據《水經注·渭水》及《讀史方輿紀要·陜西八·鞏昌府》，長離水所歷廣魏、天水二郡，皆在東漢漢陽郡內。居于長離川、加入韓遂軍的“長離諸羌”，應是東漢后期徙至漢陽郡的東羌余眾。因此，曹操剿滅韓遂、馬超后，尚需設置專門職官領護此地叛降不定的東羌。領護東羌的東羌校尉，始見于曹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東羌校尉鄧艾大破蜀軍于南安、天水兩郡。曹魏的南安、天水二郡，就在東漢安置東羌的漢陽郡內。可見，曹魏時已在隴右正式設置東羌校尉，加強管理。

　　這一時期除東羌外，以隴山、六盤山為中心的地區也是氐人盤踞之地。漢代氐人主要分布在武都郡，此地通道隴蜀而控扼噤要。漢魏之際，氐人據地自雄，常跟隨劉備等敵對勢力反叛，不附曹操。這促使曹操多次內徙氐人，以隔斷他們與隴蜀要沖的地理聯系。《三國志·魏書》記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遷武都氐“五萬余落出居扶風、天水（即漢陽郡）界”，這是氐人入居隴右、關中之始，遷入人口達二十余萬。不久，曹操又命武都太守楊阜“前后徙民、氐”萬余戶于隴右之天水、南安、廣魏郡內。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武都氐王楊仆率種人內附”，居天水郡。這幾次大規模北徙，使隴右的天水、南安、廣魏三郡成為氐人分布的主要地區之一。因此，設置于隴右的東羌校尉在領護東羌的同時，也需兼領雄豪不附、叛降難測的隴右氐人，這與東漢的護烏桓校尉兼管塞外鮮卑的狀況是類似的。

　　東羌校尉的設置與魏、蜀隴右之爭

　　管理隴右的東羌與氐人，固然是曹魏設置東羌校尉的主要目的，但這一時期，魏、蜀激烈爭奪隴右的形勢，也是影響此官建置的重要因素。自曹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至青龍二年（公元234年），諸葛亮曾率軍五次北伐，戰略意圖皆在奪取隴右。在對隴右的進攻中，蜀漢注意吸收當地氐羌兵加入蜀軍。《漢晉春秋》記載，諸葛亮自言其北伐軍中有“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其后，蜀漢奪取武都、陰平，也有賴于二郡氐羌的降集。

　　諸葛亮死后，蜀漢由出身天水郡、深諳氐羌風俗的姜維主政。他在北伐中，更加重視氐羌部落對隴右戰局的影響，認為若誘使隴右“諸羌、胡以為羽翼”，“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益部耆舊雜記》載，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谷裨軍糧，國賴其資”。可見，征用羌胡兵眾及部落物資以充軍實，是蜀漢北伐的兵員和物資來源之一。面對蜀漢招誘氐羌，大舉進攻隴右的形勢，曹魏亟須加強軍事防御。而盤踞隴右的氐羌部落之向背，正是左右魏軍防御實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曹魏在隴右設置東羌校尉鎮撫氐羌各部，以防止他們加入蜀軍，掣肘魏軍對隴右的軍事防御。

　　與此同時，曹魏也沿襲蜀漢故計，積極招募氐羌兵，為防御隴右提供兵力支持。出土于今甘肅西和縣的“魏歸義氐侯”“晉歸義羌侯”“晉歸義氐王”三組駝紐金印，真實反映了曹魏、西晉政權通過封賜氐羌部落首領漢制爵號拉攏氐羌的史實。而向羌氐部落首領賜爵封號，以及招募、統率氐羌兵均由東羌校尉負責。甘露元年（公元256年），東羌校尉鄧艾于上邽大破蜀軍。雖然史籍對于此役鄧艾是否統率氐羌兵沒有明確記載，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募集五千“羌胡健兒”隨鄧艾伐蜀，為魏軍自陰平小道攻入蜀漢提供了重要的武力支持。這些“羌胡健兒”英勇善戰、熟悉地形，是魏軍的精銳部隊。曹魏將這支精兵授予鄧艾，應與他在擔任東羌校尉時曾率領氐羌兵對蜀作戰有關。

　　秦州之立與東羌校尉涉入隴右政治

　　魏晉遞嬗后，西晉沿置的東羌校尉被賦予了新的歷史使命。這主要體現在西晉于隴右設立秦州，以及東羌校尉與秦州刺史共同管理隴右軍政、民族事務體制的成立。

　　以山川劃分政區是世界各文明古國的通行原則。隴右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為在此設置獨立政區奠定基礎。《讀史方輿紀要·陜西八·鞏昌府》載，隴右“自古用武之國也。……東上秦、隴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階、成而梁、益之咽喉壞，西指蘭、會而河、湟之要領舉”，具有很高的軍事戰略價值。周人興起、秦人伐戎、隗囂割據、魏蜀鏖戰都發生在隴右。但隴右政區的建立卻頗為坎坷。魏文帝時曾以隴右置秦州，但不久即罷。至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西晉為防備河隴鮮卑叛亂，以雍州隴右五郡（隴西、天水、南安、略陽、武都）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置秦州。河西鮮卑入居河隴，始于曹魏后期鄧艾納鮮卑數萬置于雍州、涼州之間，與漢民雜居。至西晉初年，河西鮮卑頻發動亂，大臣傅玄建議在隴右設立秦州，加強管理。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定河西鮮卑動亂后，河隴局勢日漸穩定，西晉設立秦州的初衷已不復存在，遂于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廢罷秦州。

　　秦州被廢后，各屬郡還歸雍、涼、梁三州。其中，隴西、南安、天水、略陽四郡還于雍州，使雍州人口猛增。據《晉書·地理志》載，雍州有戶九萬九千五百，隴西、南安、天水、略陽四郡有戶兩萬五千一百。四郡并入后，雍州人口達十二萬余戶。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又有十余萬匈奴人徙居雍州。迫于人口壓力，朝廷分雍州之隴右復立秦州。至此，秦州成為西晉州級行政區劃之一。復立后的秦州屬郡發生變化，涼州金城郡未再并入。《讀史方輿紀要·陜西九·蘭州》載，金城為河西諸郡之最，“介戎、夏之間，居噤喉之地，河西、隴右安危之機，常以金城為消息”。可見泰始年間將金城并入秦州，是為了在自然地形上將整個烏鞘嶺以東地區納入秦州，防止鮮卑有東西流竄之地。到太康年間，河隴局勢漸趨穩定，故金城郡未再并入。

　　秦州復立后，掌管隴右氐羌的東羌校尉被納入秦州地方職官系統，東羌校尉所領府兵也成為秦州重要的軍事力量。關于東羌校尉的領兵數量，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但從曾擔任東羌校尉的鄧艾率五千“羌胡健兒”伐蜀來看，東羌校尉領兵在五千左右。《晉書·職官志》還記載，晉惠帝元康年間，“護羌校尉為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為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為荊州刺史”，管理各民族的校尉官與屬州刺史兼領的制度由此確立。在此制度下，東羌校尉與秦州刺史兼領，這使它在履行管理隴右氐羌職能的同時，進一步涉入隴右地方政治，宣告東羌校尉與秦州刺史共同管理秦州軍政、民族事務體制的成立。

　　東羌校尉與西晉隴右政局

　　西晉前期，河西鮮卑、隴右氐羌的動亂都曾威脅秦州，東羌校尉積極討伐叛亂，維護地區穩定。在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河西鮮卑動亂方興未艾之際，朝廷以“素有恩信于西方”的胡烈出任秦州刺史兼東羌校尉，旨在依靠他的軍事才能和個人威信，制御“諸胡”，遏止叛亂。泰始六年（公元270年）胡烈戰死后，隴右東羌、鮮卑相繼反叛，嚴重威脅秦州安危。為迅速平叛，朝廷在秦州首次設置都督區，增強軍事防御。又以名將杜預繼任秦州刺史兼東羌校尉，征討叛亂。《晉書·杜預傳》載，杜預縝密分析戰勢，認為鮮卑此時馬肥兵壯，不應急于出兵，“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但由于秦州都督石鑒與杜預有“宿憾”，加之二人對進兵時機意見不一，致使在平叛初期秦州陷入都督與東羌校尉的嚴重內斗。在石鑒的彈劾下，杜預被“征詣廷尉”，他提出的“須春進討”鮮卑的良策未能在平定叛亂上發揮作用。

　　晉惠帝元康年間，西北動亂再度波及秦州。《華陽國志·后賢志》記載，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秦雍氐羌悉叛，東羌校尉何攀“遣長史楊威討之，違攀指授，失利。征還……”面對隴右、關中氐羌入侵秦州，東羌校尉何攀詳定討叛之策，后派遣校尉府長史楊威依策進討。但楊威在進兵中“違攀指授”，討叛失利，何攀因此征還京師。雖然史籍所見的東羌校尉在征討叛亂時多以失利、被罪征還告終，但他們的積極作為仍證明東羌校尉在協調中原王朝與隴右各民族關系、維護地區穩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叛亂平定之后，為軍事監護新降服的鮮卑、氐羌，朝廷常以名將鎮守秦州，并授以東羌校尉一職，這與此官治理秦州民族事務的職能息息相關。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武威太守馬隆率孤軍三千討平持續十余年的河西鮮卑叛亂。這一近乎奇跡的勝利，為馬隆贏得巨大聲威，“每為邊患”的南虜成奚部不敢作亂。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朝廷以西平太守馬隆兼領東羌校尉，命他既鎮撫湟中羌人，又監管隴右氐羌，穩定了河隴的民族形勢。《晉書·馬隆傳》記載，馬隆擔任東羌校尉十余年，“威信震于隴右”。后有略陽太守嚴舒“密圖代（馬）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于是征隆，以舒代鎮”。征還馬隆的命令下達后，隴右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為安定隴右，命馬隆官復原職。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將軍孟觀率領禁衛軍討伐氐帥齊萬年叛亂。《晉書·孟觀傳》載其“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懾氐羌各部。平亂后，朝廷即命孟觀轉任東羌校尉，以震懾參與叛亂的隴右氐羌，維護地區穩定。

　　西晉后期，都督雍涼的河間王司馬颙涉足八王之亂，戰火由中央波及隴右，不少河隴士人參與宗王混戰。在這段秦州政局動蕩不安的歷史中，東羌校尉扮演了重要角色。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河間王司馬颙與長沙王司馬乂爭奪秦州。河間王颙以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為爪牙，圍攻長沙王乂的黨羽秦州刺史皇甫重。永興二年（公元305年）皇甫重戰敗身死，秦州被河間王颙掌控。河間王颙將秦州刺史授予南陽人張輔，卻對在秦州爭奪戰中頗有功勞的游楷、韓稚等河隴士人酬賞不足，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在游楷的支持下，東羌校尉韓稚集結校尉府兵討伐張輔，張輔戰敗身死。

　　張輔之死，不僅反映河隴士人對外來勢力的高度警惕和堅決排斥，還與西晉政局演變關系密切。永興二年（公元305年）河間王颙被東海王越擊敗，勢力大衰。河隴士人開始背棄河間王颙，轉投東海王越。如河間王颙敗走長安時，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紛紛“起義討颙”。因此，誅殺張輔、逐河間王颙勢力出秦州，也是河隴士人交好東海王越的有效手段。隨著武威大族賈龕繼任秦州刺史，河隴士人完全掌控秦州刺史與東羌校尉兩職，暫時形成河隴士人獨霸秦州的局面。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南陽王模都督雍涼，秦州再度陷入兩股勢力的角逐：以南陽王模為首的宗室勢力，以韓稚、裴苞、貫與為代表的秦州地方官員。另有近在肘腋的涼州張軌一直暗中插手秦州事務，亦是影響秦州政局的關鍵人物。永嘉初年，南陽王模授意張軌率涼州兵討伐東羌校尉韓稚，韓稚迫于兵威不戰而降。借助張軌涼州兵，南陽王模不僅重挫秦州地方武力，還控制了東羌校尉的選任。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南陽王模以世子司馬保出任東羌校尉，旨在以此職為管道，將勢力滲入秦州，與刺史裴苞爭奪秦州的控制權。裴苞洞悉南陽王模所圖，堅拒司馬保赴任。南陽王模出兵擊敗裴苞，使司馬保順利就任。借助司馬保東羌校尉一職，南陽王模控制秦州部分地區，并獲得隴右氐羌歸附，為其后司馬保“全有秦州之地”奠定基礎。

　　西晉后期東羌校尉與秦州刺史頻發爭斗，證明東羌校尉的軍事實力足與秦州刺史抗衡。東羌校尉與秦州刺史立異，將削弱刺史對秦州的控制。但換個角度來看，東羌校尉若與秦州刺史聯合，有助于強化后者對秦州的掌控。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秦州刺史裴苞與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表明在東羌校尉的支持下，秦州刺史甚至可以形成割據隴右之勢。但由于河西張軌勢力的介入，裴苞據秦州自守的狀態只維持了較短時間。張軌出兵攻裴苞，裴苞敗走安定郡。兵逐裴苞，不僅為張軌開辟東進隴右的道路，還使他再度染指秦州，鞏固在河隴地區的霸主地位。

　　總之，魏晉東羌校尉的設立及發展，與隴右政局關系甚密。魏、蜀隴右之爭，促使曹魏設置此官招附隴右氐羌，爭取他們對隴右防御戰的支持。西晉設立秦州后，東羌校尉在治理隴右氐羌外，進一步涉入秦州地方政治。特別是在西晉后期南陽王模、河隴士人、涼州張軌三方勢力逐鹿河隴，東羌校尉作為秦州的重要武力為各方勢力競相利用，在奪取秦州控制權上發揮了關鍵作用。西晉以后，東羌校尉逐漸喪失穩定建制，僅成漢、后秦偶有設置。南北朝時期，宕昌羌崛起，東羌校尉一職被納入冊封體制，成為南朝授予宕昌國國王的固定官銜，在職官性質上較之魏晉已大異其趣。

　　（甘肅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