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沿著絲綢之路而來的古老樂器

　　顧海麗 陳景強

　　提到絲綢之路，腦海中第一反應就是葡萄、香料、絲綢、茶葉等貨物的往來之路。其實除了大漠長河落日的駝隊之外，還有琵琶彈奏的霓裳。著名樂曲家王洛賓曾說過：“絲綢之路是用音樂鋪成的，在這條古道上，可以聽到最美的音樂。”那些塵封在西行路上的時光音律，那些封印在飛天菩薩手中的古老樂器，不禁讓人充滿好奇，音樂與絲綢之路產生過怎樣美妙的共振？

　　在數千年的絲綢之路歷史中，作為貫穿始終的文化交流之路，樂器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各地各民族的音樂符號在絲綢之路上不停地跳動著，不斷地交融互鑒，成為人類文明共同發展的歷史符號。

　　絲綢之路成為諸多外來音樂傳入中國的通道，初期對我國影響最深的是西域五方樂，即天竺樂（印度）、蘇勒樂（喀什）、龜茲樂（庫車）、安國樂（現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一帶）和康國樂（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一帶），南北朝前后他們逐漸匯聚在于闐（和田）、龜茲與高昌（吐魯番）三個文化重地，并向著中原腹地東漸。包括從中亞、西域地區傳到中原的許多樂器、樂曲和音樂理論，都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的結果。這些音樂來到中原之后，經過各民族音樂家不斷傳承、創新、發展，逐漸和中原本土音樂相融合，最后成為今天我們民樂的組成部分。無論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還是“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許多耳熟能詳的古代詩詞為我們傳遞著絲路樂器的美妙之音……

　　當多彩美妙的音樂響起的那一刻，是千年之音，是不盡的生命。古代絲綢之路的眾多樂器，不僅是各民族多元音樂文化碰撞的產物，同時也是中國人精神文化的重要載體。在宮廷節慶樂舞演奏、在喧囂熱鬧的市井小巷、在莊重祭祀的禮儀場合、在民間樂曲表演中都少不了絲路古典樂器。這些美妙動聽的音律走過了幾千年的歲月，每一個跳動的音符都傳遞著絲路的聲音，在歷史的旋律中留下了難以忘懷的一抹情感，散落在中國古代的歷史長河中。

　　王者之音——琵琶

　　琵琶被稱為“彈撥樂器之王”，在秦朝時已經出現，有2000多年的歷史，作為一種非中原地區本土樂器，傳入中國時間較早。從敦煌壁畫中會發現琵琶的出現頻率非常高，其中反彈琵琶是敦煌壁畫的代表作品之一。漢代劉熙《釋名·釋樂器》一書中曾有記載：“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意思是：琵琶向前彈出稱作“琵”，向后撥回稱作“琶”，根據它演奏的特點而命名為“批把”（琵琶）。

　　琵琶在剛傳入中原時，還保留著游牧民族樂器彈奏的一個特點，即橫抱琵琶。因為它是馬上之樂，人騎在馬上，右手要彈，左手除了按弦，還要作為樂器的支點，所以我們從敦煌壁畫里看到的從北齊到唐代的琵琶都是橫抱懷中。琵琶后來變成今天豎置于腿上演奏，是因為傳入中原后，逐漸適應農耕文明的生活習慣而發生了變化。既然不再騎于馬背之上，而是端坐椅上，琵琶也就可以安穩地放在腿上，由原來的橫抱變為豎抱，左手不必再托著琵琶起承重的作用，可以讓手臂更大范圍地在琵琶的弦上自由地游走，這樣演奏極大地豐富了樂曲的技巧和表現力。

　　唐代的裴神符是一位琵琶“改革家”，他第一個廢撥，直接用手指彈弦。這樣不但更靈巧、更方便，而且以手指直接觸弦，不再借物觸弦，能更好地促成人琴合一的境界。用手指代替撥片彈奏，這樣琵琶的表演形式更加豐富，演奏技巧也更加多元化。它是一種能文能武的樂器，在白居易《琵琶行》中描寫道：“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這是說琵琶在調試時，曲還未成已經先有了感情，體現琵琶“文”的一面；而“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則體現的是琵琶“武”的一面。琵琶音域的廣闊，音色的多變，表現力極其豐富，演奏技巧十分多樣，使其在隋唐音樂演奏中成為主要樂器，對盛唐歌舞藝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輕靈之音——箜篌

　　箜篌，中國古代傳統撥弦樂器之一。敦煌壁畫中許多彩繪壁畫中都可以見到箜篌的身影，其數量僅次于琵琶，有200余件。在東漢時期，豎箜篌沿著“絲綢之路”，被商賈們從波斯經絲綢之路傳入我國中原一帶，成為我國北方少數民族演奏的樂器，漢代時稱“坎侯”或“空侯”，唐代之后正式稱為“箜篌”，它的體型不大，形制類似西洋樂器中的小豎琴，音色也比較接近豎琴的聲音。

　　箜篌最輝煌的歲月是在漢唐時期，當時，不管是民間還是宮廷，彈奏箜篌成為衡量女子有才學的標志之一。東漢的樂府詩《孔雀東南飛》一開篇就寫道：“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特別是盛唐時期，社會經濟文化高度繁榮，人們不但會演奏箜篌，而且演奏藝術水平相當高。箜篌還可以與我國諸多古老樂器合奏出美妙音韻。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中國盛行的箜篌，又先后傳入日本、朝鮮等鄰國。箜篌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據重要的地位，唐代詩人李賀的《李憑箜篌引》中寫道：“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詩人王昌齡《箜篌引》中的“微雨沾衣令人愁，有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箜篌。”

　　然而，明末清初之后，箜篌卻一度失傳，世人只能在古代壁畫上見到其優雅的“容顏”。直到20世紀80年代，經過幾代制琴家的不懈努力，現代箜篌才得以復原“重生”。

　　悠揚之音——篳篥

　　篳篥，這個名字比較生僻，其實就是今天的“管子”，它的管身多為木制，上面開有八孔，管口插一蘆葦制的哨子而發音。它是由古代龜茲人發明創造的，名稱也是從古龜茲語Pi-Li的譯音而來，最早文獻見于南朝何承天的《篡文》：“必栗者，羌胡樂器名也。”又有觱篥、悲篥等稱呼，起源于古代波斯。公元383年，前秦將領呂光出征西域，帶回一個龜茲樂隊，“篳篥”這件樂器就此傳入中原。

　　篳篥是由古代龜茲勞動人民發明創造的一種簧管樂器，其音色或高亢清脆，或哀婉悲涼，質感鮮明，在一些曲目演奏中常為領奏器樂，深受人們喜愛。到了唐代，篳篥十分盛行，成為唐代宮廷樂中的主要樂器。李頎在《聽安萬善吹觱篥歌》寫道：“南山截竹為觱篥，此樂本自龜茲出。”唐代還有一位宮廷篳篥樂手，名為薛陽陶，江西人，僅在《全唐詩》中，就有至少七位詩人（包括白居易、溫庭筠等）感嘆過他的技巧高超。篳篥在社會上受到普遍喜愛，無論是中原藝人，還是西域來的少數民族藝人，他們經常演出交流，互相學習，從達官貴人到平民百姓擅長演奏篳篥的人很多，深受當時人們的歡迎。這種樂器流行于朝野上下，甚至連皇帝都成為吹篳篥的名手。《盧氏傳說》云：“唐文宗善吹小管（即篳篥）”。

　　我們從關于篳篥和各種胡樂的大量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出，當時篳篥等胡樂對中原音樂的影響力極大。

　　響亮之音——羯鼓

　　人們對“鼓”可謂情有獨鐘，每到過年節慶、重大活動中都會使用到鼓這種樂器，就連每天早晚的時間，也需要晨鐘暮鼓的配合。成語“鼓樂齊鳴”“一鼓作氣”“大張旗鼓”等都讓人聯想到雙手敲擊鼓面的場景。

　　在周代，還專門設置了管理鼓樂的機構，有名為“鼓人”的官職名稱，并且還有一套專門的鼓樂制度，可見“鼓”的演奏極具規范性。鼓在唐代有許多種類，而羯鼓作為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外來打擊樂器，被唐代喜好音樂的大家們演奏得爐火純青。羯鼓本為羯族樂器，《舊唐書·音樂志》載：“羯鼓，正如漆桶，兩手具擊。以其出羯中，故號羯鼓。”羯鼓兩頭用杖來敲擊，故又稱“兩杖鼓”。唐代教坊十部樂中，龜茲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都用到了羯鼓。

　　羯鼓的流行是中西音樂文化交流的產物，羯鼓聲調較高，是打擊樂中的高音樂器，發音響亮、樂聲急促，南卓《羯鼓錄》對羯鼓有詳細的描述，“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晚景，明月清風，破空透遠，特異眾樂。”所謂焦殺之音，就是短促而小的鼓聲，可見羯鼓的音色極具穿透力。羯鼓有高低、長短、快慢的音節變化，可以通過平擊、悶擊、側擊等演奏方法，產生復雜多變的音色與節奏。

　　羯鼓與傳統鼓樂大不相同，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情感，在當時中原風靡一時。在唐代宮廷貴族間，以演奏羯鼓為潮流，許多王公將相都是羯鼓打擊高手。羯鼓在中原的流行，也是得益于唐玄宗這位狂熱愛好者的支持，為了能經常練習羯鼓，他在華清宮旁專門建有“羯鼓樓”，玄宗不僅善于演奏，還能自己制作羯鼓曲，改編創作了著名的《霓裳羽衣曲》《雨淋鈴》等代表之作。崔道融在《羯鼓詩》中寫道：“華清宮里打撩聲，供奉絲簧束手聽。寂寞鑾輿斜谷里，是誰翻得雨淋鈴。”這里的“打撩聲”就是指羯鼓的聲音。在唐玄宗的大力推崇下，唐代宮廷皆以演奏羯鼓為風尚。

　　靈魂之音——嗩吶

　　嗩吶是使用頗廣的樂器之一，發音高亢嘹亮，極具表現力，至今在各地廣為流傳。

　　最初的嗩吶是流傳于波斯、阿拉伯一帶的樂器，就連嗩吶這個名稱，也是古代波斯語的音譯，它曾譯作“鎖吶”“銷吶”“蘇爾奈”“鎖奈”“唆哪”等名。在公元3世紀，由波斯、阿拉伯一帶傳入中國。西晉時期的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第38窟中的伎樂壁畫已有吹奏嗩吶的形象。在700多年前的金、元時期傳到我國中原地區，到了明代古籍中開始有嗩吶的記載。武將戚繼光曾把嗩吶用于軍樂之中，在其著作《紀效新書·武備志》中曾說：“凡掌號笛，即是吹嗩吶。”明代后期，嗩吶已在戲曲音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用于伴奏唱腔、吹奏過場曲牌。

　　而在以戲曲音樂為基礎的民間器樂中，嗩吶也成為離不開的樂器之一。“懶與笛琴爭第次，一聲開嗓地天驚。”吹出天地來世，跨越山川疆界，便是嗩吶的使命，嗩吶的來去既是天下疆域之格局，也是人間情懷之內里。

　　氣氛之音——銅鈸

　　銅鈸構造簡單，整體呈圓形，同形兩片是一對，由“響銅”制成，中間部分隆起呈水泡狀，稱“碗”或“帽”，中心鉆有小孔，以拴系綢布，即“鈸巾”，碗底與鈸邊緣之間的部分叫作“堂”，演奏時用雙手通過鈸巾持住鈸身，互相擊打使堂振動發音，屬于打擊樂器的一種。直到今天，一些地區的秧歌隊、社火、戲曲表演等民俗活動中仍然使用，民間被稱為“镲”。

　　關于銅鈸的文獻記載最早出現在東晉法顯所著的《歷游天竺記傳》一書中，銅鈸乃是外來樂器，源自西亞，最早見于埃及、敘利亞，后在波斯、羅馬等國流傳；據《北帝書·神武記》記載，銅鈸大約是在公元350年，隨《天竺樂》傳入我國中原。諸多佛教石窟、壁畫中對銅鈸都有描述，如云岡石窟第六窟西壁最上層的擊鈸樂人、麥積山127窟石刻造像背光上的擊鈸伎樂人等，可見銅鈸與各種樂器的組合形式以及它與佛教音樂的密切關系。銅鈸在北魏民間已很流行。

　　隋唐時期，鈸曾在宮廷中大量應用。有資料顯示，鈸在隋代九部樂中，已用于天竺、西涼、龜茲、安國和康國五樂中。到了唐代，十部樂中有七部用鈸，尤其在燕樂中使用最多。明清以來，銅鈸成為昆曲等地方戲劇的伴奏樂器。清代李斗《揚州畫舫錄》記載，昆曲伴奏曾用大鐃和小鈸。鈸，經過長期的流傳和改進，已成為具有我國民族色彩、表現力豐富和用途極為廣泛的一種樂器。因鈸表現力豐富，善于烘托氣氛，常作為色彩性打擊樂器用于各種管弦樂隊和地方吹打樂隊中。強奏時，其極富有氣勢，通常烘托一種氣勢恢宏的氣氛；用于弱奏時，其作用類似大鼓，屬于節拍樂器。

　　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中國的樂器，還有胡笳、角、阮咸、答臘鼓等各種樂器，它們與中國固有的琴、瑟、笛等樂器相融合，構成了我國古代豐富多彩的音樂演奏形式。然而伴隨很多樂器的失傳，今天的我們卻再也聽不到其中一些美妙之音，只能通過文字記述和遺存壁畫來追溯它們。這些從古至今往來于絲綢之路的樂器不僅奏響了民族融合的千古佳音，更彰顯出了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精神內涵。

　　（作者單位：涇川縣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