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敦煌與山西跨越2000年的人文交響

莫高窟61窟巨幅五臺山圖

　　敦煌位于甘肅最西端，處在甘、青、新三省（區(qū)）交界處；山西則居于華北平原西部，依傍黃河之東，雄踞太行之西。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敦煌是通往西域和中亞的關(guān)鍵交通樞紐，被贊譽為“華戎所交一都會”，自漢武帝“列四郡，據(jù)兩關(guān)”起，已歷經(jīng)了長達 2100 多年的歲月洗禮。山西更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宛如一座寶庫，珍存著整整5000年中華文明最為完整的記憶，享有“中國古代博物館”的盛譽。

　　兩地在地域上相距千里之遙，然而，當我們細細探尋，無論是在那神秘莫測的莫高窟壁畫里，還是在那些歷經(jīng)歲月沉淀、散落在時光角落的簡牘中，都能清晰地看到，敦煌和山西之間竟然有著長達兩千年之久既真實又厚重的人文交流史。這宛如一條隱秘的文化紐帶，跨越千山萬水，將兩地緊緊相連，在歷史長河中相互輝映，共同演繹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與源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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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漢代至唐代，敦煌和山西的人文交流一直從未中斷。

　　敦煌莫高窟與山西五臺山在1000多年前就有著不解之緣。

　　莫高窟61窟，建于五代晚期，是河西歸義軍節(jié)度使曹元忠及夫人開鑿的功德窟，又稱“文殊堂”，主要為供奉文殊菩薩而修。該窟的亮點是西壁的巨幅五臺山圖。這是敦煌壁畫中規(guī)模最大的山水人物圖，也是全景式歷史地圖。五臺山圖長13.6米，高3.5米，畫中詳細描繪了東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方圓五百里的山川地形及社會風情，再現(xiàn)了五代時期五臺山佛國圣境的氛圍。

　　圖中山巒起伏，東、北、中、西、南五臺并峙，各有一山環(huán)抱，山川道路交錯縱橫，城池村鎮(zhèn)星羅棋布。其中所描繪的馱運、鍘草、推磨、舂米、挑擔行路和迎來送往的人物等，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產(chǎn)活動和人民生活的圖景。圖中出現(xiàn)城郭、寺廟、亭閣、樓臺、塔堡、草廬、店鋪等各種歷史建筑199處，橋梁13座，菩薩畫像20身，僧俗人物428位、乘騎駝馬60多匹。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和中國營造學社的另外兩位學者莫宗江、紀玉堂，正是憑借《五臺山圖》發(fā)現(xiàn)的線索去往五臺山，找到了深山之中的佛光寺。敦煌距五臺山千里之遙，莫高窟怎么會有五臺山的地圖呢？

　　文殊菩薩在佛教中是智慧的化身，道場就在山西五臺山，自北魏起，就是佛教徒心中的圣地。唐代，不斷有印度、西域等地的僧侶前往五臺山朝拜。

　　從敦煌遺書于闐國土親禮五臺山圣跡的記載來看，當時沙州地區(qū)有不少僧人也隨入朝使的行列到過五臺山。他們回到敦煌之后，以極大的熱情敘述、講唱和描繪他們親眼所見的五臺山，為我們留下了這幅珍貴且形象的歷史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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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多年前，唐朝這兩位山西籍詩人讓敦煌玉門關(guān)、陽關(guān)威名遠揚。

　　描繪邊塞風光、風土人情，反映戍邊將士軍旅生活的詩歌作品，被稱為“邊塞詩”。邊塞詩源自先秦，盛唐時期達到頂峰。唐代詩人幾乎都寫過邊塞詩。唐詩中的邊塞詩，不僅數(shù)量多，而且內(nèi)容豐富，藝術(shù)嫻熟，名家輩出，名作紛呈。敦煌玉門關(guān)、陽關(guān)是最能引起詩情詩興的地方，一直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也是他們心中的詩和遠方。

　　盛唐詩人王之渙，祖籍并州晉陽，今山西太原。王之渙與岑參、高適、王昌齡并稱為唐代“四大邊塞詩人”。他寫的邊塞詩大氣磅礴，意境開闊，熱情洋溢，韻調(diào)優(yōu)美，朗朗上口，廣為傳誦。特別是《涼州詞》，“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guān)”是流傳千古的佳句，唱響了遠在千里之外的玉門關(guān)。

　　另一位盛唐詩人王維同樣是山西才子，他是河東蒲州人，今山西運城人。王維清新洗練的語言表達，融入了音樂美的韻律美，有著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他一生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特別是《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guān)無故人”，被譽為送別詩的壓卷之作。元二出使安西，今新疆庫車附近。王維在‌渭城，今陜西咸陽，與其送別時寫下此詩，同樣唱響了遠在千里的陽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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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修敦煌縣志》中記載，從民國元年至二十二年，26任縣長中只有4人有傳，其中兩人就來自山西，他們是第16任、18任縣長朱恩榮和第19任縣長趙晉芬。

　　朱恩榮，山西綺氏縣，今臨綺縣人。民國十五年—民國十七年任敦煌縣長。朱恩榮先后在任三年，修黨河大橋、抓教育、抓水利，修訂敦煌《十渠水利規(guī)則》四十條，抓官員廉潔奉公、抓社會治安，能文能武，善政累累。

　　朱恩榮修訂的《十渠水利規(guī)則》，被收錄在歷屆《敦煌縣（市）志》中。至今，敦煌四季八節(jié)澆灌輪次等水利管理辦法仍然是遵循朱恩榮修訂的規(guī)則。

　　重修黨河大橋是朱恩榮在敦煌從政期間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民國十六年七月，山雨暴發(fā)，河水猛漲，黨河大橋復盡被洪水沖毀。橋沖毀后，朱恩榮反應(yīng)迅速，親臨現(xiàn)場，仔細察看災(zāi)情，查找毀橋原因，虛心聽取意見建議，提出重建措施和施工方法，當年八月即動工建設(shè)。施工期間，對橋墩基礎(chǔ)做了大的改進，掘河底七八尺，墊滿卵石，然后立柱。柱周圍籠罩沙礫石囊，再壓上樹枝茨草，防止大水沖刷。橋西備退水閘一道，開挖退水溝，以減消水勢，減少洪水對橋的沖擊。橋東西兩端再各建兩座牌樓，東西正面題“黨橋”，東牌樓題“鰲背同登”，西牌樓題“虹霽乍現(xiàn)”。橫橋下居中，木刻水獸一，仰首南望，蜿蜒欲活，是蠕腹之象。重建工程用水款千余元，用工八千余，歷時二月，當年十月竣工。

　　郭璘撰寫碑文。郭璘老先生當時已年過六旬，為人耿介，性孤峭，涯岸自高。對朱恩榮縣長累累善政，老先生由衷地敬佩，應(yīng)眾人之邀，欣然提筆，作《重修黨橋碑記》，抒發(fā)了他和百姓對朱縣長發(fā)自內(nèi)心的稱頌贊美。郭璘在文中深情祈盼:“從此河流順歸，永慶安瀾猗歟。”

　　“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山西人氏朱恩榮縣長對敦煌百姓懷有深深的情懷，踐行了在其位，謀其政，盡其責，恤民情，惠民生。朱恩榮縣長也得到了百姓的擁護愛戴。據(jù)《重修敦煌縣志》記載：“去之日，紳民依依，隨車不忍舍，并為制錦署聯(lián)，以系去思。”

　　進入新時代，敦煌、山西文化交流仍在賡續(xù)。2016年，山西出土的鎏金童子葡萄紋高足杯亮相首屆敦煌文博會。2024年第七屆文博會上，“晉味”又一次飄到了敦煌。文博會山西文創(chuàng)展區(qū)，由臨汾市組織的12家文化企業(yè)13類600余件展品精彩亮相。其中，堯都古陶、平水繡、鄉(xiāng)寧紫砂壺、蒲縣柳編、霍州年饃等一百余件非遺及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入選敦煌文博會“匠心傳承、創(chuàng)意綻放——非遺及文創(chuàng)精品展”，山西、敦煌兩地攜手，共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

　　奔流新聞·蘭州晨報通訊員 孫宏 記者 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