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所謂“術(shù)”，就是根據(jù)能力然后授予相符的官職，依照所在職位去責(zé)求實際的功效，掌握生殺大權(quán)，考核群臣的能力。這是君主應(yīng)該執(zhí)掌的。所謂“法”，就是官府公示法律詔令，賞罰觀念深入民心，賞賜遵守法令的人，懲罰破壞法令的人。這是群臣應(yīng)該學(xué)習(xí)效法的。君主沒有術(shù)，就會身處上位卻被蒙蔽，群臣不遵守法律，就會在下面胡作非為，所以“術(shù)”和“法”二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必須具備的東西。

　　【品讀】

　　吃飯與穿衣哪個更重要？

　　在韓非之前，法家學(xué)派以思想主張而論可分為“法”、“術(shù)”、“勢”三派。韓非對法家前賢的思想進行了綜合吸收和融會，故而成為法家的集大成者。《定法》篇就是韓非專論“法”、“術(shù)”思想的重要文章。

　　“術(shù)”是指國君駕馭群臣的方法，而“法”是指國君治理國家的制度，兩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就有人追問，“法”與“術(shù)”哪個更為重要，“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國？”對此，韓非怎么回答呢？

　　商鞅重法，在治理秦國時，“設(shè)告相坐而責(zé)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在這樣的政策下，民眾不顧勞累，辛勤耕種，不怕危險，奮力殺敵。所以短時間內(nèi)，秦國確實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標，這是變法的強效。可是韓非卻指出：“無術(shù)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而已矣。”他舉了一個秦國的例子：“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穰侯是秦昭襄王的舅舅，也是當(dāng)時秦國的國相。憑借這種權(quán)勢，穰侯多次私自擴大個人的封地。而此次越過韓、魏攻打齊國的結(jié)果，是使自己獲得了陶邑，而秦國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沒有絲毫收益。這就是因為君主只重法而不用術(shù)，沒有認清臣子的奸邪之行，從而受到了蒙蔽。所以，“徒法而無術(shù)”是不行的。

　　那么國君“徒術(shù)而無法”，可不可以？也不行。韓非說：“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三家分晉之后，韓國既沿襲晉國舊法，又制定了新法。這樣一來，新法與舊法之間、先君之令與后君之令之間就往往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法令無法明確和統(tǒng)一，所以就出現(xiàn)了“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韓昭侯用術(shù)，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國家的法令互相矛盾，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人們就會想盡辦法投機鉆營。如此，法治就會進一步遭到破壞，國家也會長時期陷入混亂無序的狀態(tài)。

　　所以，在韓非看來，“術(shù)”與“法”不可比較，二者都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是吃飯和穿衣一樣：“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要維持生命，溫飽缺一不可。同樣的道理，“君無術(shù)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馭臣和治民也同等重要，國君不可偏廢其一。兼用術(shù)法，國勢才能昌盛，君位才能穩(wěn)固，這就是韓非的答案。（阿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