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書院的千年歷史，既是一部燦若星辰的人才培養史，也是一部弦歌不絕的文化傳承史。圖為岳麓書院正門。新華社發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的文化發展要走一條“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道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回顧百年發展歷史，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著力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中國道路、民族復興與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強大精神動力。

　　由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李文堂、董山峰主編的《文化經典與中國共產黨》一書，梳理中國文化經典和馬克思主義經典在近現代中國的傳播情況，探討其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和實踐產生的影響，展現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構建共產黨人“心學”的歷史圖景。閱讀本書，有助于我們加深對文化經典的認知和理解，讓我們更好地讀懂蘊藏在中國共產黨初心使命中的文化基因。

　　從“民心惟本”到“人民至上”

　　講仁愛、重民本，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理念。

　　關于古代民本思想，較早見于戰國竹簡《厚父》篇。周武王拜訪厚父，想以夏朝為借鑒，治國安邦。厚父提出“民心惟本，厥作惟葉”。“民心惟本”強調民心是政治的根本，決定政權的興衰；“厥作惟葉”強調民心決定社會的趨向和發展。大禹的重民思想和太康失國的教訓都證明了以民為本的重要性。

　　孟子游歷各國，齊宣王向他問政。孟子引用《尚書》所言“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用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勸說齊宣王“安天下之民”。最終孟子將自己的思想提煉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精辟見解。

　　中國古代，無論是思想家還是開明的政治家，都將民本作為治國的重要準則。對此，《文化經典與中國共產黨》一書進行了詳細梳理。老子認為：“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荀子認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唐太宗借鑒《尚書》的治國之道，提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產生了“君依于國，國依于民”（《資治通鑒》）和“國以人為本”（《貞觀政要》）的思想，最終實現“貞觀之治”。

　　民本思想作為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為新時代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寄托著中國人民上下求索、歷經千辛萬苦確立的理想和信念，彰顯“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正如書中所言，“中國共產黨吸收中國古代治國和近代以來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用‘民本’‘民主’思想，真正找到了影響和制約自身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根本因素”。

　　中國共產黨也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綱領和宣言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告，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為全人類謀解放是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初心使命。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自由解放的道路，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人間正道。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與馬克思一生所致力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一脈相承。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作政治報告時說：“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的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這一出發點，追根溯源，正是來自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的味道”。

　　“實事求是”與“真理本土化”

　　秦末漢初，歷經戰火摧殘，世間典籍留存很少。河間獻王劉德將畢生精力投入對文化古籍的收集與整理之中。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為他寫了傳記，評價“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記述他傳承文化、求索真知的故事。

　　1800多年后，湘江之畔的千年學府岳麓書院，意氣風發的青年毛澤東常在此流連，思索“改造中國和世界”的方法。書院講堂上，高懸“實事求是”匾額。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岳麓書院，面對匾額說：“當年在石庫門，在南湖上那么一條船，那么十幾個人，到今天這一步。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從石庫門到天安門，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成為領導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實踐第一，一貫注重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實踐觀改造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貫注重在人民大眾的實際生活中發現客觀存在的真理，一直堅定不移地在現實世界、在中國人民變革現存狀況的現實運動中認識真理、掌握真理、運用真理。

　　如何將真理本土化？《文化經典與中國共產黨》一書提出，無論哪一種經典，都是從當下的實踐經驗中得到理解與重構的，這是過去與現在之間永遠的歷史對話。“中國共產黨從多次歷史危難中走出來，深刻認識到教條主義的危害，深刻認識到文明與經典都要接受當下實踐的檢驗，也只有在生命實踐中才得到真正理解與新生。”

　　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強調“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么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

　　“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秉持馬克思主義實踐觀，中國共產黨人在“真理本土化”進程中實現了指導思想的偉大飛躍，既反對“老八股”，也反對“洋八股”，強調經世致用的經典觀，反對將經典視為脫離人的生活實踐的神秘玄想，承認經典源于生活并服務于生活。

　　百年奮斗，中國共產黨人既永遠心懷建立一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的遠大目標，又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解決自己的事情。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

　　從“和諧中道”到“文明互通”

　　“和諧中道”，最早見于《周易》。它不是消極妥協，也不是被動的中間道路，而是尋求積極的對立平衡，有原則地求大同、存小異。

　　西周末年，伯陽父同鄭桓公論政，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區別了“和”與“同”的概念。他認為，相異的事物若協調并進，社會就能發展；相同的事物疊加，其結果只能是窒息生機。春秋時齊國晏嬰進一步解釋了伯陽父的思想，提出“和而不同”的經典論斷。

　　千百年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待矛盾和差異，都秉持巨大的包容性，既尊重事物的差異，也注意差異的融合，注重不同利益訴求的協調，崇尚“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為多元文化共處提供了不盡的思想源泉。

　　知所從來，方明所往。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絕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書中指出：“我們從馬克思筆下，讀到普羅米修斯、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的古典自由精神，讀到亞當•斯密到黑格爾的近代啟蒙精神；從毛澤東著作中，讀到新康德主義的倫理精神，讀到從《尚書》到王夫之的政治哲學，讀到二十四史的文明痕跡。”

　　繼承和發展文化經典，中國文化孕育出的開放性、包容性基因，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文化在同其他文化相遇時，往往能夠避免你死我活的所謂“文明的沖突”，能夠與之和平共處。法國前總理拉法蘭曾寫過一本《中國悖論》，其中指出：在西方希望向中國強加他們的觀念及體系的時候，中國人在努力證明，可以提供一個不同的“中國方案”；西方人認為，相對的事物必定沖突，真相只有一個，中國的陰陽平衡文化讓人們認為“反者道之動”，即矛盾雙方循環往復是道的運動規律。

　　中國共產黨不會無端反對和自己不一樣的東西，更不會強求別人接受自己國家的文明，而總是努力用實踐告訴別人，“我和你確實不一樣”，但可以“求同存異”，就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間盡量找出相同的地方，在互動中接近，努力地朝著一個方向走。

　　一部人類發展史，就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進的歷史，不同文明的交相輝映譜寫了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生動圖景。堅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堅持開放包容、互學互鑒；堅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四個堅持”是人類文明互通、和合共生的相處之道，也是人類文明薪火相傳、永葆活力的必然選擇。（李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