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世界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縱觀歷史，人類正是在戰勝一次次考驗中成長、在克服一場場危機中發展。我們要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

　　——《共創后疫情時代美好世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

　　春秋時期，諸侯爭霸。公元前686年，齊國公子小白即位，即齊桓公。齊桓公不計前嫌，拜管仲為相，君臣同心，“作內政而寄軍令”，整頓內政，起用人才，齊國逐漸成為春秋大國。

　　公元前651年，齊桓公召集魯、宋、衛、鄭、許、曹等國在葵丘會盟，周襄王也派去了代表。在葵丘之會上，與會的各諸侯國制定了需要共同遵守的盟約，并由齊桓公代為宣讀，包括“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敬老慈幼，無忘賓旅”“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等等。各諸侯國一起宣誓：“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歸于好。”齊桓公通過和平盟約的方式，解決了當時的紛爭與戰亂。

　　齊桓公曾“九合諸侯”，葵丘之會是規模最大的一次。通過葵丘之會，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首位霸主。然而此后，齊桓公沒有聽從管仲臨終時的勸告，任用了易牙、豎刁等人，結果導致小人專權，齊國也由盛轉衰。

　　齊國的盛與衰，給后人留下無盡啟示。到了南宋，理學大家呂祖謙在《東萊博議》中，就《左傳》中關于葵丘會盟的記載進行分析、議論，指出其中所包蘊的盛衰之理、治亂之道，形成《葵丘之會》篇。“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即出自于此。

　　在呂祖謙看來，齊國的盛與衰，圍繞一個“期”字展開。“期”，即期望、預期、期許。對于齊桓公而言，“期”即成就霸業之志。正是有了這個期望，齊桓公“夙興夜寐，淬厲奮發”，才得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而，葵丘之會后，齊桓公“悉償所愿”，“所期既滿，其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衰”，失去了勵精圖治的動力，從此齊國一步步走向衰敗。

　　對此，呂祖謙感慨：“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意即天下各種力量此消彼長，不強盛就會走向衰落；治理國家若不尋求發展進步，社會則將面臨倒退。

　　呂祖謙所處的南宋時期，是一個充滿內憂外患的時代。偏于一隅的宋廷，不僅面臨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南下的威脅，而且內部的各種矛盾也日益尖銳。宋代士大夫有著格外深沉的憂患意識，特別關注國家發展、關注社會治理、關注百姓疾苦。“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既是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述，更是呂祖謙在時代之憂、歷史之思下的深刻體悟與呼喊。千百年來，這一道理被不斷證明。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不到9個月的時間里，兩國陸軍一戰于朝鮮，二戰于遼東，三戰于威海，海軍在黃海也展開決戰。清軍“水陸交綏，戰無一勝”，清廷被迫向日本屈膝求和。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清廷割地賠款，落得一個喪權辱國的結局。

　　甲午戰爭，是中國人永志難忘的一段血淚史、羞辱史。戰爭慘敗令人心碎，但其中所暴露出的清王朝制度腐朽沒落、社會民心渙散、軍隊戰力低下、統治四分五裂，也發人深省。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統治集團因循守舊、固步自封，錯失歷史機遇，逐漸陷入落后挨打的被動境地。

　　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谷底，但同時也是轉折的節點。“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戰敗的強烈刺痛，驚醒了沉睡的中國人。救亡圖存、復興中華成為歷史的主旋律，無數志士仁人在屈辱中奮起抗爭，在苦難中不懈探索，走上了救亡圖存之路。

　　1921年，一葉紅船承載民族的希望起航。懷著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在十月革命勝利、社會主義興起的歷史大勢中成長壯大，在“東風壓倒西風”的氣象中建立新中國，在“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潮流中推進改革開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前進……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

　　當代中國，江山壯麗，人民豪邁，前程遠大。我國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同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越到此時，越要牢記“不盛則衰、不進則退”的道理，時刻保持憂患意識和進取精神。

　　黨的二十大要求：“全黨同志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譜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絢麗的華章。”新征程上，永不自滿、永不懈怠，積極跟隨時代腳步，主動謀求發展進步，在把握歷史發展規律中主動擔當作為，方能行穩致遠，履險若夷。（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