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陳列館內景。沈濤 攝（曲阜市紀委監委供圖)

　　故宮博物院收藏《禮器碑》晚明拓本（局部）。《禮器碑》的書法尤為書家稱贊，清代王澍的《虛舟題跋》說：“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為奇絕，瘦硬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網站

　　碑刻是古代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紙質文獻相比，它們是立體可感的，具有無可取代的文獻價值與審美價值。山東曲阜是孔子的故鄉，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中收藏了諸多與孔府孔廟孔林及孔子后裔相關的碑刻，從中我們能品賞到古碑之美、廉潔之韻。

　　孔廟三碑 崇圣尊賢

　　唐代詩人白居易曾說：“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大隱太喧囂，小隱太冷落，所以不如作中隱。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正如一位中隱之士，擇居于孔廟北側，與孔府后門僅有一巷之隔。

　　不同于孔廟的畫棟雕梁，迥異于孔府里的人聲鼎沸，它只是一處樸素雅靜的小院落。神獸石人，散發出古老的神韻；殘碑斷碣，沉淀著歲月的滄桑。門前的“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牌匾，字中有畫，頗具古意。

　　陳列館樸實無華，以貌取之者往往容易錯過。但恰恰是在這里，收藏著數量頗豐的珍稀碑刻。1998年，此館落成后，散落于孔府孔廟孔林、顏廟、周公廟、尼山等處的碑刻精華，漸次移居于此。

　　漢碑存世稀少，三字即可稱寶，可謂是“吉光片羽，彌足珍貴。”然而，此館就有西漢碑刻6塊，東漢碑刻18塊，漢碑數量居全國博物館前列。碑刻內容大致可分為題記、墓碑和祭孔祀典三類。

　　其中，《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合稱“孔廟三碑”，被歷代金石家、書法家奉為“漢隸圭臬”。

　　《乙瑛碑》刻立于東漢永興元年（153年）。東漢設有魯國，乙瑛曾為魯國丞相。該碑記述了前魯相乙瑛代孔子后人上書，奏請在孔廟設置掌管祭祀和禮器的專職官員“百石卒史”一人。乙瑛的公文，流轉至司徒吳雄、司空趙戒處，他們向皇帝奏報，獲得批準后，他們向當時的魯相發文，要求“選其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圣之禮，為宗所歸者”任孔廟掌管祭祀和禮器的專職官員。當時的魯相以公文的形式，回復對此事的辦理情況。

　　《禮器碑》刻立于東漢永壽二年（156年），記述了魯相韓敕倡議修飾孔廟、增置祭祀禮器，豁免顏氏、并官氏徭役等事。顏氏是孔子母親的后裔，并官氏是孔子妻子的后裔，對他們進行優待，也是為了表達對孔子的尊崇。

　　《史晨碑》一石雙面，兩碑同刻。東漢建寧元年（168年）四月十一日，史晨到魯地為相，以“闡弘德政、恢崇壹變”為己任。“闡弘德政、恢崇壹變”即闡發弘揚孔子的德政主張，使魯國一變而合于大道，《論語》中孔子曾說：“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史晨捐出個人俸祿拜謁孔子，修繕孔子廟宅時，專門下令不許向百姓斂財。為方便百姓生活，他又在昌平亭下立會市，整修孔瀆與顏母井兩地之間的道路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史晨不失為一代清官良吏。

　　《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皆是漢代隸書的典范之作，爾雅簡質中透露著廟堂氣韻，方正沉厚間顯示著肅穆莊重。歷任魯相皆以任職闕里為幸事，不遺余力地推動廟宇保護，完善祭祀禮儀，以仁政之舉惠及魯地百姓，也使自己的名字得以百世流芳。

　　家風傳承 石刻為證

　　除了祭孔祀典外，漢代碑刻中亦不乏孔氏后裔為政治世、修身踐言的佳作。如《孔宙碑》《孔彪碑》《孔褒碑》，寥寥數言便勾勒出“祖述家業、履方約身、兄友弟恭、帥禮遵德”的家風傳承。

　　孔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孫。他少習庭訓，熟讀嚴氏《春秋》，忠恕待人，嚴于律己。當時，東岳縣（今泰安市）常有匪寇騷擾百姓，朝廷多次派兵鎮壓都未能奏效。后來，孔宙被派往東岳縣任泰山都尉。他深知單靠武力鎮壓，只能做到“民免而無恥”，唯有攻化其心、導之正途，才能讓他們真心歸服。孔宙到任后“以文修之”，旬月之間，土匪紛紛解甲服罪，從而徹底消除了禍患。任職期間，他知人善任、廉潔奉公，謹守家訓、始終恭儉，此地得以太平無事。孔宙去世后，其故吏門生自愿捐資采石，使其功績揚名后世。值得一提的是，后世以讓梨而聞名的孔融，正是孔宙之子。

　　孔彪，字元上，孔宙之弟。他“帥禮不爽，好惡不愆”，即謹守禮節而沒有絲毫差錯，為人講原則，不因外界影響而隨意改變對人的態度。孔彪勤學好學卻不致力于謀求官位，聘召多次方才出仕為官。他擔任博陵（今河北定州、安平一帶）太守時，以儒家的倫理道德教化百姓，為民除害，總是在了解百姓的想法后再發號施令，因而受到百姓稱贊。

　　《孔彪碑》中記載了他順應民意而為、不強人所難的為政風格。在孔彪的治理下，博陵之地實現了“百姓樂正而歸于德望”的大治。碑文中以“望如父母，順如流水”“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等贊頌之辭形容其功業。孔彪幼承家學，謹遵家教家訓，正道直行，堪為孔氏后裔為政以德的典范。

　　孔褒，字文禮，孔宙之子，孔融長兄，與東漢名士張儉友善。張儉因揭發宦官罪惡而遭陷害，被朝廷追捕，情急之下投奔孔褒。當時孔褒外出，只有孔融在家。張儉見孔融年少，沒有言明自己的來歷。孔融看出了張儉的窘迫，于是收留了張儉。后來消息走漏，孔褒與孔融都被抓了起來。孔融認為收留張儉是他的主意，應由其承擔罪責。而孔褒卻爭辯說張儉投奔的人是他。官吏又問孔褒和孔融的母親，母親要求自己承擔罪過。郡縣官員不能判決，就向朝廷稟報了此事，最后歸罪于孔褒。

　　碑文家風現，千載共輝光。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此碑在曲阜出土時，有人吟詩贊嘆：“張儉亡命誰投止，魯國孔褒堪依恃。事覺捕儉褒亦收，一門老幼力爭死。死者千年骨已滅，私印猶存肝膽血。友朋一諾重千金，何煩印信合符書。石碑出土成臼科，獨留名字終不磨。”雖碑文漫漶難辨，但碑中兄友弟恭、凜然爭死的家風故事至今傳頌在曲阜這片土地上。

　　千古石語，歷史長歌。當情感映之于石，碑石便有了文化生命。一穿一暈，承載著歷史的印記；一波一磔，記錄了文字的嬗變。一方刻石便掀開了歷史一角，讓人一眼穿越千年，得窺歷史最初的模樣。閉目凝思，想見千載漢人風采；俯身側耳，聆聽歷史原聲對白。在古老的碑文里擷取零散的家風碎片，于探賾索隱中，感悟碑刻之中蘊含的立德奉公思想，不經意間又尋得一處廉潔文化的源頭活水。（閆利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