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7月，倫敦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在給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共產主義者雖有千百萬，但我們卻還沒有建立起政黨。從這一點也足以看出，這方面的必要性已成熟到了何等地步。”信中指出，建黨要“越快越好，任何拖延都孕育著危險”。

　　面對緊迫形勢，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無產階級要在決定關頭強大到足以取得勝利”，必須“組成一個不同于其他所有政黨并與它們對立的特殊政黨，一個自覺的階級政黨”。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指導下，正義者同盟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支部是構成黨的組織體系的重要部分，不能放松“同中央委員會的聯系”。他們積極參與到支部建設工作中，擴大支部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影響力，“把工人階級的力量組織并聯合起來”。

　　1850年3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強調，無產階級政黨“必須盡量有組織地、盡量一致地和盡量獨立地行動起來”，“使自己的每一個支部變成工人聯合會的中心和核心”，把“所有可用的力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

　　根據領導支部和區部工作的實際情況，馬克思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對同盟組織系統作出修正，形成了從支部、區部到中央委員會、代表大會自下而上的組織系統。新章程規定支部處于整個同盟組織體系中最基礎的地位，接收新盟員須經支部事先同意，“各級機關必須采取必要的措施來保證同盟的安全并加強其活動”。

　　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后，馬克思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巴黎公社委員會成立后，在組織結構上沒有實行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的民主集中制，也沒有采納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分部—支部體制，各委員會之間相互平權、各自為政，難以產生權威的領導核心，組織渙散、政令難行，造成經濟與政治分離乃至割裂的嚴重后果，動搖了革命政權的穩固和政治權威，成為革命失敗的重要因素。

　　馬克思恩格斯強調，“工人運動的成功只能靠團結和聯合的力量來保證”，為了避免“重犯過去的錯誤”，必須用組織制度約束組織行為、規范組織力量，增強黨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恩格斯指出，“假如協會成了宗派，那它就會滅亡”，巴枯寧主義者活動的主要后果就是“給我們隊伍造成分裂”。

　　1871年10月，馬克思恩格斯在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的共同章程和組織條例》中，明確了國際工人協會的組織體系，特別要求所有支部和小組不得再用宗派名稱，一律定名為國際工人協會支部、小組和委員會，“工人階級所有的黨組織”在總委員會統一領導下一致行動，建立思想和行動統一的“堅強的組織”，迎接“工人階級運動的新高漲”。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始終重視加強黨的組織建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建立之初，列寧指出黨必須有嚴密的組織和統一的紀律，是由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和基層組織構成的統一體系，“保持黨的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志的統一是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基本條件”。他強調“組織性就是行動一致，就是實際活動一致”，要把對黨負責的要求落實到每一個黨支部。只有這樣，產生的統一意志才能夠轉變為巨大的能量。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是一個目標明確、組織嚴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強調，黨的組織是“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必須“使黨員、黨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堅定起來”。1941年，中共中央制定頒布《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強調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團結統一。1945年，黨的七大把黨的基層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寫入黨章。我們黨依靠強大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萬眾一心、團結奮斗，黨領導的偉大事業不斷取得勝利。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根本目的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堅強保證。”一個支部就是一座堡壘，一名黨員就是一面旗幟，各級黨組織要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使黨的領導“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要增強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健全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以鍛造堅強組織、建設過硬隊伍為重要著力點，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保持黨員隊伍先進性和純潔性，推動各級黨組織全面進步、全面過硬，持續發揮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確保我們黨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強大戰斗力。（作者：汪曦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