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填補研究空白 刷新歷史認知

　　“哪些研究空白被填補？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添了哪些實證……日前，“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在京揭曉，湖北十堰市學堂梁子（鄖縣人）舊石器時代遺址、河北尚義縣四臺新石器時代遺址、甘肅慶陽市南佐新石器時代遺址、河南安陽市殷墟商王陵區及周邊遺存、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銅時代遺址、寧夏賀蘭縣蘇峪口西夏瓷窯址等6個項目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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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十堰市學堂梁子（鄖縣人）舊石器時代遺址

　　為人類演化史再添實證

　　“學堂梁子遺址因曾發現兩具古人類頭骨化石（‘鄖縣人’1號和‘鄖縣人’2號）而聞名。為解決相關學術問題，也為活化歷史場景等，2021年以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等單位對該遺址進行新一輪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陸成秋對學堂梁子（鄖縣人）舊石器時代遺址的介紹從該遺址的發掘緣起切入。

　　從地理位置看，學堂梁子（鄖縣人）舊石器時代遺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青曲鎮彌陀寺村，坐落于漢江北岸、曲遠河口西邊。

　　據陸成秋介紹，遺址保存了100多萬年來不同時期的地層堆積，是一處集古人類、古動物和舊石器遺存于一體的舊石器時代遺址。1989年至2008年，曾開展過5次考古發掘工作，發現了“鄖縣人”1號和“鄖縣人”2號頭骨化石、豐富的動物化石以及石器遺存。

　　對陸成秋來說，2022年5月18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在距“鄖縣人”1號頭骨發現33年后的同一天，在相距33米遠的考古發掘地層壁面上，“鄖縣人”3號頭骨面世。時隔半年多，2022年12月3日上午9時許，“鄖縣人”3號頭骨化石被順利提取出土。

　　“非常難得的是，3號頭骨沒有明顯變形，提供的性狀信息比以前發現的兩具頭骨更豐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前兩具頭骨變形帶來的缺憾。”陸成秋說。

　　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幼平看來，此次新發現有助于推動對中國境內及東亞直立人來源和發展方向的認識，對全球人類演化系統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

　　相關專家表示，新發現的“鄖縣人”3號頭骨是迄今歐亞內陸發現的同時代最為完好的古人類頭骨化石，保留了該階段人類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學特征；該化石處在古人類近200萬年演化歷程的中間和關鍵環節上，為探討東亞古人類演化模式、東亞直立人來源、東亞直立人與智人演化關系等重大課題提供了翔實而關鍵的證據。本次發掘的收獲為實證中華大地百萬年的人類演化史，講好東方人類故鄉先民演化和文化發展的故事，提供了關鍵節點的重要依據與信息。

　　“未來，將進一步獲取‘鄖縣人’3號頭骨的形態、結構、遺傳及其共生的文化遺物、遺跡所富含的珍貴科學信息，揭示其在人類演化階段和文化發展地位上的科學價值，為后期復原古人類行為、解讀其生存適應方式、文化能力等提供材料與依據。”陸成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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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尚義縣四臺新石器時代遺址

　　實證中國北方地區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現

　　在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石井鄉四臺蒙古營村南，有一處引發關注的遺址——四臺新石器時代遺址。該遺址地處蒙古高原南緣，是近年冀西北地區發現的一處面積最大、保存較好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

　　據四臺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趙戰護介紹，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聯合對四臺遺址開展新一輪的發掘和研究。發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貝類遺物800余件。依據地層、測年、遺存特征將其劃分為年代不同的五組遺存，其中尤以第一、二組最為重要。

　　第一組遺存發現6座半地穴式房址，第二組遺存發現4座半地穴房址。趙戰護進一步分析表示，第一、二組遺存，無論在房址結構還是出土陶器、石器特征方面，都體現出了連續發展的過程。陶器的燒制，石器的壓剝打制技術都非常成熟；房址中發現的舌形石核毛坯石料、楔形石核、錐狀石核、細石葉，完整地展現了一個由楔形石核到錐狀石核的發展過程。

　　“細石器技術的發展演變體系，為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證據，實現舊—新石器時代無縫連接。陶器壓印的紋飾有似‘之’字紋、網格紋、窩點紋等，與西遼河流域興隆洼文化、太行山東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遺址出土遺存有相似的文化因素，為探討中華文明的起源過程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趙戰護說。

　　相關專家表示，以壓印紋筒形陶罐、陶板狀器、細石葉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為代表的第一、二組遺存，文化特征鮮明，初步判斷為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考古所見成組房址，實證了北方地區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現，展現出人類生存方式從舊石器時代的流動性棲居到新石器時代早期逐漸定居的發展轉變。細石器工業繼承自泥河灣盆地1萬余年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統，表現出文化與人群的連續性，為中國北方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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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肅慶陽市南佐新石器時代遺址

　　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大型高等級中心聚落

　　位于甘肅省慶陽市西峰區后官寨鎮南佐村的南佐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于20世紀50年代末。1984到199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等先后對遺址進行了兩個階段6次考古發掘，發現了較為豐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存。

　　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館員張小寧介紹，為理清黃土高原尤其是隴東地區的文明化進程，2021、2022年，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南佐遺址展開第三階段的考古發掘工作，確認該遺址是一處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大型高等級中心聚落。

　　“這個階段的考古收獲包括，發現了由9座夯土臺圍成的面積約30萬平方米的遺址核心區，發現了布局嚴整、中軸對稱的‘宮城’，發現了大型宮殿建筑，在‘宮城’內出土了大量制作水平高超的高規格器物，發現大量碳化水稻。”張小寧說。

　　南佐遺址考古工作一開始就將多學科合作研究作為重要組成部分，包括碳十四測年、動植物考古、陶器殘留物分析、陶器科技分析等諸多方面。

　　據介紹，植物鑒定顯示南佐宮殿區主要農作物為水稻，其次是粟黍；陶器殘留物分析顯示彩陶平底瓶可能裝過谷芽酒，白泥堆紋罐盛放或烹煮過肉類；陶瓷科技考古分析顯示南佐“宮城”區出土物還體現出與長江中游、黃河下游等地區的遠距離聯系。“陶器燒成溫度絕大多數高于1000℃，最高能達到1116℃，表明已達到很高的燒造水平。”張小寧說。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活動上，張小寧關于南佐遺址的報告結束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張弛在點評時用“好幾個不可思議”來形容南佐遺址。

　　相關專家表示，南佐遺址的發現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隴東地區已經進入早期國家或文明社會階段，這對于客觀認識黃土高原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的關鍵地位，對于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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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陽市殷墟商王陵區及周邊遺存

　　推動對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

　　殷墟考古90年來，發現了豐富的晚商文化遺存，大型宮殿建筑、商王陵、甲骨刻辭、青銅器和玉器等冠絕當時，實證中國有文字可靠的歷史早到距今3000年前的商代，也見證了中國古代青銅時代鼎盛時期的輝煌文化、國家政治形態以及技術水平，在古代世界中彰顯出中國古代文明的獨特風格。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殷墟遺址范圍內的洹河以南和東面的大司空地區發現商代晚期干道；從殷墟西部、今安鋼廠區向東貫穿有商代晚期的干渠及其支渠，兩者構成殷墟大邑商都城空間的骨干框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介紹說，“但這樣一些重要的現象，在洹河北岸以商王陵區為中心的區域都沒有發現。202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規劃和實施新一輪殷墟考古工作，期望獲得進一步突破。在此背景下，我們開展商王陵及周邊區域的考古勘探。”

　　此次考古勘探目標有3個——首先是通過勘探尋找小屯宮殿區到王陵區之間的干道，其次是搞清商王陵區的范圍，后續搞清洹河北岸地區的功能區劃。

　　據牛世山介紹，通過新一輪考古工作，新探明王陵區有兩個圍溝，東西并列，各自閉合。綜合多重因素可知，兩個圍溝與商王陵園有明確關聯關系，屬于圍繞商王陵園的隍壕。以圍溝外邊界為基準，確定了王陵區的范圍。

　　“以往考古發現所見鳳翔秦雍城南的春秋時期秦公陵園，在各組秦公大墓周圍有隍壕，殷墟王陵區陵墓隍壕的確認，將此規制上推到商代晚期。這些發現將推動對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時，也為殷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牛世山說，“新發掘的祭祀坑，為研究商代社會性質、商代祭祀活動及其形式等提供了新資料。”

　　此外，還有一些新發現，如王陵區東南方向半扇形空白區域的發現；確認王陵區西南部西周遺址的面積超過4萬平方米，將推動周人滅商以及周王朝國家治理方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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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銅時代遺址

　　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考古實證

　　河泊所青銅時代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附近，遺址中心區東北1公里處便是著名的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

　　據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介紹，2014年以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遺址開展了考古勘探與發掘工作，確認了“臺地——河道”相間的遺址分布模式。截至目前，河泊所遺址經過考古發掘的地點有10處，歷次考古發掘揭露出商周至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存，構建了滇池盆地商周之際至秦漢時期完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

　　2021年、2022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東南1.1公里處的上蒜鎮一小地點進行考古發掘。“這個階段最主要的發現是封泥、簡牘等遺物，道路、疑似大型建筑的遺跡及相關建筑遺存。”蔣志龍說。

　　據蔣志龍介紹，封泥集中出土于北部發掘區東北角的河道廢棄堆積中，共計837枚。主要為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其中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涵蓋了漢代益州郡24縣中的20個縣名，私印封泥有“宋虞之印”“君馮私印”等。另外還有少量道教封泥。

　　簡牘發現于南部發掘區的H18中，該灰坑現僅發掘了1/4。出土帶字簡牘殘片1000余枚，不帶字的簡牘殘片逾萬枚。其中，帶字簡牘中釋讀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應是公文文書。

　　此外，通過開展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等多學科合作，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植物遺存研究發現了不同時期的稻、小麥、粟等作物遺存，可復原滇中湖區整個青銅時代居民的生業模式變遷及農業生產發展狀況；動物遺存研究發現了鹿等野生動物，家豬等家養動物，確認了河泊所遺址先民的動物性食物來源及可能存在的家畜飼養；環境考古研究表明整個青銅時代，滇池的水位處于較低的狀態，在漢代時期，滇池的水位要比現今低3米左右。

　　相關專家認為，河泊所遺址的發現意義重大。首先，通過考古發現的相關遺存，可確認漢代益州郡治位于上蒜一小附近，但城墻、城門及城中的建筑布局有待進一步明確；其次，相關封泥和簡牘等文書資料的發現，說明西漢時期中央政府就對邊疆云南地區開始了有效的行政管轄；第三，多年考古工作成果生動展現了該區域從多元走向一體的完整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白云翔認為，河泊所遺址考古新發現是云貴高原地區考古的突破，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實證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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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夏賀蘭縣蘇峪口西夏瓷窯址

　　揭示了全新的窯業類型

　　蘇峪口西夏瓷窯址位于寧夏賀蘭山蘇峪口內約10公里處，于2017年考古調查時發現，占地面積約4萬平方米，有窯爐13處。

　　2021年至2022年10月，為探索西北地區精細白瓷生產的窯業面貌、找尋西夏陵等出土細白瓷產地等學術問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復旦大學進行正式發掘。

　　“此次發掘面積達1000平方米，揭露了包括兩座窯爐在內的完整作坊遺跡，出土了大量全新的精細白瓷產品和各類窯具，并在窯場周圍發現了開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與燃料的礦坑。”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柴平平說。

　　就蘇峪口西夏瓷窯址考古發掘的價值，相關專家表示，首先是發現了一個新的窯業類型——賀蘭窯。該窯主要生產精細白瓷，胎白質堅，釉白溫潤，透光性強；工藝采擷兩宋南、北各窯之菁華，原料與燃料等均采自窯址區；文化面貌與審美迥異于當時南、北各窯。這一發現填補了中國西北地區燒造精細白瓷的空白，對于探索兩宋時期中國制瓷業的交流與發展意義重大。其次，窯業技術獨特而高超。這是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區發現大規模用釉封匣缽口的裝燒技術，也是首次在瓷胎、瓷釉中發現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術。

　　關于大家關注的蘇峪口西夏瓷窯址是否西夏官窯，柴平平解釋說：“窯址產品主要出土于西夏陵、賀蘭山西夏離宮等高等級遺址，窯址出土了‘官’字匣缽，產品在南宋都城臨安亦有發現，綜合以上幾個因素，蘇峪口西夏瓷窯址與西夏皇室關系密切，初步認定其具有西夏‘官窯’性質。”

　　復雜的窯業面貌反映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發展進程。作為西夏瓷窯場，在北方傳統窯業技術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南方湖田窯等先進的窯業技術，創造了別具一格的窯業類型，反映出兩宋時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23年02月27日   第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