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四論》：令人感同身受和驚心動魄的紅樓小書

　　令人感同身受和驚心動魄的紅樓小書

　　●張惠

　　傳吉是教授，而且說不定比我年長幾歲，但我徑以“傳吉”呼之，是因為雖然我與傳吉素未謀面，但見她文字相契，實有“問姓驚初見，讀文憶舊容”之感，就如《紅樓夢》所言，“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著面善，心里就算是舊相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傳吉的這本小書，個頭小小的，比一般的書小了一圈；文章也不多，只有四篇，但是讀下去，你會覺得紙輕而質重，文少而意深。

　　古典如何翻新意？

　　《紅樓四論》四篇文章討論了四個大問題：《無立足境，是方干凈——〈紅樓夢〉的解脫之道》《吾之大患，為吾有身——〈紅樓夢〉的疾、癖、癡》《薛蟠寓言——〈紅樓夢〉的生育敗象》《關于文學的超越——〈紅樓夢〉的審美之趣》。我猜最后一篇是傳吉的當行本色，因為她近年來主要考察近現代中國文學思想史，從思想史的角度思考古代性與現代性的關系。具體到本書上，則從思想史的高度，點評了考證派、評點派、索隱派的功過得失，在王國維、夏志清、宋淇、劉再復、謝有順等先生的基礎上再次強調“理解《紅樓夢》的文學、美學、倫理價值”的重要性。那么，《紅樓夢》之能夠高居四大名著之首，在于“《西游記》之解脫仍屬他律所成，而《紅樓夢》之解脫才真正算得是自律之選”；《紅樓夢》更有“靈魂的沖突、內心的論辯”。而從“超越性”的角度觀之，《紅樓夢》之所以泯滅朝代年紀、地域邦國，就不僅僅是恐懼文字之禍，而是有宇宙與永恒之抱負。

　　其余三篇，我覺得是各擅勝場，比如《吾之大患，為吾有身——〈紅樓夢〉的疾、癖、癡》涉足的是近年來愈來愈熱的疾病領域；而《無立足境，是方干凈——〈紅樓夢〉的解脫之道》和《吾之大患，為吾有身——〈紅樓夢〉的疾、癖、癡》共同以黛玉為主要探討對象，此點殊難。因為黛玉自《紅樓夢》問世以來便成為關注對象，探討她的論文論著堪稱汗牛充棟，如何再翻新意？

　　偏偏傳吉敢迎難而上，而能獨出心裁。

　　黛玉之辨

　　比如說這一段，真有茫茫天命不可違的無力感：

　　黛玉之“疾”，道出黛玉早夭之“命”(天命、先天性的局限)；黛玉之“癖”道出黛玉既不容于混濁之俗世(世外仙姝寂寞林)，也不可能與寶玉有姻緣之實，肌膚之親。黛玉之“疾”“癖”隱喻著黛玉之“癡”的悲涼無望，對于黛玉來講，肉身的及早消失，既是作者仁慈的手筆，也是人力無法更改的天意，這一切符合黛玉身體存在的邏輯。

　　而這個見解，我認為是很有洞見：

　　寶玉是美的承擔者與闡釋者，他讓審美理想有容身之所，他行的是拯救之路，也即拯救他人之路，但審美的拯救之道并非徹底的禁欲主義，所以，他難以解脫。最高的智慧、最美的美、最徹底的自救就由黛玉承擔，極有象征意義，曹雪芹在清白女兒身上發現拯救與解脫的意味，于思想史，是了不起的貢獻。

　　王國維認為，解脫的承擔者是寶玉。在《紅樓夢》的最后，寶玉毅然還掉了那塊玉，所謂玉者，不過欲望之“欲”。故攜入紅塵者非一僧一道之所為，頑石自己而已；引登彼岸者亦非一僧一道之力，頑石自己而已。王國維進一步認為，解脫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殺。

　　而解脫之中，又自有二種之別：一存于觀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覺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脫，唯非常之人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難亦百倍……前者之解脫，如惜春、紫鵑，后者之解脫如寶玉。前者之解脫，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脫，自然的也，人類的也；前者之解脫宗教的，后者美術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壯美的也，故文學的也、詩歌的也、小說的也。此《紅樓夢》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鵑而為賈寶玉者也。

　　但美國學者余國藩則有不同見解，他認為解脫的承擔者卻是在黛玉。余國藩特別通過三個層面來凸顯林黛玉風刀霜劍的凄涼處境和重重重擊下造成的崩潰與死亡，引領讀者全面和“重新”認識這個形象。首先，“孤女的奮斗”闡釋了黛玉幼失怙恃，寄人籬下的環境；喪母和離家的精神重創造成的性格怪拗；大家庭勾心斗角造成的容易受傷和無力回天之感；以及痼疾纏身導致的肝火旺盛和懨懨厭世，這些揭示了黛玉所招人厭惡的“小性”的深層背景。其次，寶黛“靈犀難通”，寶玉的心意錯表白給了襲人，而黛玉的題帕詩最后燒成了灰燼，黛玉懷著“寶玉，你好……”的遺恨死去，而寶玉甚至無以自明自己沒有負心——無法確認自己所愛之愛，誠可謂黛玉愛之悲劇。再次，“希望與幻滅”則描述了黛玉反抗苦難的天人之爭。語言、詩詞、眼淚，甚至是夢，都是她據以頡頏的工具，各種排山倒海的不測風云，黛玉也都得挺身擋住。她贏得了寶玉的心，卻輸掉了家長的歡愛，最終零丁孤苦，獨赴北邙。正呼應了她初進賈府：一人來，一人走，孑然一身。黛玉的悲劇，在于不斷抗爭卻“在劫難逃”。

　　故余國藩認為：

　　她(黛玉)的際遇反映出女性在整個中國文化中的恐懼和挫折。

　　然而，若將解脫唯賦予寶玉一人，則黛玉之重要性何在？豈不有負《紅樓夢》“為閨閣昭傳”的初心？若解脫之道唯在黛玉，則寶玉“情不情”的一生、“懸崖撒手”的頓悟之意義又何在？相形之下，傳吉的這個論斷——“寶玉是美的承擔者與闡釋者”“最徹底的自救就由黛玉承擔”——可謂兩得之。

　　傳吉寫林黛玉的疾病，跳出了一般人去爭論她究竟是肺結核還是心臟病的窠臼，將她幽晦難明，不容于濁世的特殊性一語道破。林黛玉的疾病，更多的是精神性的而非病理性的。由于情志的過激加速了疾病的進程，宿疾又反過來加重情志的反應，在情志暴發消散之后，長久的悲憂刺激存留下來，于是過度的悲憂令正氣消散而生諸病，更致意冷心灰，甚至使人悲觀厭世。

　　我覺得傳吉總是能把一些很難捉摸、隱而不彰的東西說清楚：

　　羞感與恥感是不同的概念。兩者可能都是文明教化的結果，但思想淵源不一樣。恥感通常是道德教化的結果，譬如說女子被強暴被偷窺，道德教化的結果是輿論讓當事人產生恥感，而不是去懲罰并譴責施暴者犯罪者。羞感則是靈魂感知的結果，譬如見到中意的人，很多人會緊張會害羞會臉紅，這個是來自靈魂而不是道德的反應。羞感讓人間變得莊重，中國式的恥感很大程度是自損人格的反應。

　　這種功力用在《紅樓夢》上，揭示出了一個好多人覺察不到的地方，也就是黛玉處處避嫌不給人落下話柄，這確實是把自我和精神看得極高的人才會這樣做的。

　　第十九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黛玉午睡，寶玉恐怕她才吃飯就睡覺睡出病來，就和她說笑玩鬧。因為寶玉把黛玉編排成了一只小耗子，黛玉正要擰寶玉的嘴，此時寶釵走來。陳其泰批道：

　　黛玉同寶玉，雖是兩個枕頭，卻是對面同睡，又看見寶玉左腮紅點，湊近手撫，用帕揩拭，兩人態意戲謔，若非寶釵走來，恐有不堪問處。

　　陳其泰在《紅樓夢》批語方面素稱解人，此處卻有些迂腐了。陳其泰的說法是用襲人之心來揣度黛玉了。

　　《紅樓夢》第六回，襲人又偷問寶玉怎么了，聽完襲人又掩面伏身而笑，等到寶玉提出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云雨之事：

　　襲人自知系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禮，遂和寶玉偷試一番。

　　然則且不說賈母當日看中并給予寶玉的是晴雯而非襲人，以她公認“沉重”“識大體”的風評，此事真的越不越禮，心中沒點數么？若真不“越禮”，則何須“背人”？何須“偷試”？若襲人者，何知若為“禮”哉？！

　　殊不知真正重禮之人，最起碼應有“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的敬畏，像黛玉這種自我要求極高的人，即使是黛玉與寶玉私處一室，也必不及于亂，無需侍婢監察，亦無需寶釵來打斷。所以黛玉才是真真知“禮”之人。若襲人輩，都未夢見！

　　然則如此必自苦。故黛玉必“慧極必傷，情深不壽”！彼深愛寶玉，故自重如此。孰知如霧如電，空花泡影。

　　“四大家族”的真正危機

　　《薛蟠寓言——〈紅樓夢〉的生育敗象》是傳吉的“悔其少作”，自認為是2003年所寫，“無論是結構還是文字，都顯得相當不成熟”，我卻覺得很有靈氣。薛蟠是近年來漸漸多受關注的一個紅樓形象，而對他的評價也漸趨多樣性和多面化，想不到十六年前，傳吉就已經注意到他。從夏金桂對他的控制導致薛蟠最后逃離家庭，說明薛蟠等舊式男人對家庭、對兩性關系控制力的減弱；從薛蟠對黛玉驚鴻一瞥“酥倒在那里”和對柳湘蓮的糾纏，揭示出薛蟠等舊式男人最大的危機在于“沒有愛的意識”；而如果按照曹雪芹的原意，香菱和金桂、寶蟾一樣，都沒有給薛蟠留下任何子嗣，“如果無后或血脈息弱，薛蟠會因失去做傳統男人的最后一點尊嚴與合法性，他將備受祖宗責備。”而且更是從薛蟠入手，來揭示了《紅樓夢》的生育敗象，“整個《紅樓夢》中的賈、王、史、薛家族，生殖力都是脆弱的，這是男性舊文化上根本的致命的危機暗示”。

　　關于《紅樓夢》中的家族崩潰，呼聲最高的有“抄家說”和“坐吃山空說”，然而，如果從“生育敗象說”來著眼，整個《紅樓夢》幾乎從沒有新生兒誕生這個可怕現象，則不待“抄家”和“坐吃山空”，他們就已經“自取滅亡”了。

　　這個警世作用，在生育率愈趨降低甚至有些國家或地區變成負增長的情況下，可能比“審美價值”“黛玉意義”更令當代人感同身受和驚心動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