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伽藍記》的都市書寫

　　六朝時期，地志寫作空前繁盛。與史書地理志崇尚實用不同，此時期的地志更加注重自然山水的描寫和人文軼事的記述，具有地理與文學相互滲透融會的特點，北朝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以下簡稱《伽藍記》）堪稱代表。《伽藍記》雖以記為名，卻以京都大賦及駢散結合等方式書寫園林建筑之美和都市風情故事。同時，在記載伽藍時參用志怪筆法，并于都市變遷敘事中融注悲壯之情，開都市記體文學之先河，與側重描寫自然山川的《水經注》相映生輝，成為中古人文地理著作的創作范式。

　　《伽藍記》借鑒京都賦藝術手法描寫園林之美。《伽藍記》秉承京都大賦的中原正統意識和寫法，在傳統的宮殿、苑囿、畋獵、物產、民俗、文化等題材之外，生動描寫了洛陽園林。在楊衒之看來，洛陽乃承續華夏正統之地，是漢文化正朔之所在。他在《伽藍記》中表現帝京空間之美時，自然會采用京都賦的寫法。洛陽作為北魏都城，是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國際性大都市。城市園林的大規模營造為楊衒之提供了豐富的創作源泉，《伽藍記》堪稱中古園林文學的代表。皇家園林的莊嚴與奢華，私家園林的富麗與雅致，寺廟園林的幽靜與禪意，經作者生花之妙筆，曲盡其勝狀與風姿。《伽藍記》記載了兩處皇家園林——西游園和華林園。作者在描寫其景色時，由近及遠，移步換景，樓臺仙館、雕棟丹楹、碧海曲池等奔走筆下，如游仙境，極力渲染了帝室皇居的空間壯麗之美。于私家園林，作者或簡筆勾勒，或不勝繁復，描寫了北魏皇室貴族造園的華美與綺麗。而寺院則多由貴族舍宅而成，兼具私家園林的精致和佛教的禪意，記述重在突出其幽遠的禪境，如景林寺、景明寺、法云寺、大覺寺、永明寺等園林的描寫，無不風景清麗、虛靜空靈。《伽藍記》在描寫園林景物時汲取京都賦騁辭鋪采的特長，多用四言句式，整飭典麗，鋪敘園林物產之豐饒，頗具夸飾特色，可謂是京都賦與地志的巧妙結合。

　　《伽藍記》采用駢散相間的散文體式描繪都市風情。六朝駢文興盛，楊衒之創造性地將駢文元素融入散文寫作之中，描繪帝京風俗、傳統節日、民間傳說及市井風情等，形成“秾麗秀逸”的文學風格。如卷四記載臨淮王元彧雅好賓客的情景：“彧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于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游后園，僚寀成群，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并陳，清言乍起，莫不領其玄奧，忘其褊恡焉。是以入彧室者，謂登仙也。”用駢儷手法記述貴族文人的交游和雅集，自有清拔之氣。最為精彩的當屬卷四《法云寺》“洛陽大市”一節。作者記寫市井百姓日常生活，有善吹胡笳的藝人田僧超，威武善戰的將軍崔延伯，擅長經營的富商劉寶，狐媚迷人的狐貍精孫巖妻等，人物形象生動，內容極為贍富。如楊衒之描寫洛陽大市的繁華：“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仆隸畢口。”以駢儷之筆生動地展現了洛陽貿易之盛，貨物之豐，商人之富。又如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美酒：“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逾于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赍酒之蕃，路逢賊盜，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此復名命‘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則采用散體，寥寥數語，而形神兼備，《水滸傳》“智取生辰綱”的故事或從此化出。作者或散或駢，運用自如，貴族與市民生活雜陳其間，凡人與狐魅詭秘邂逅，構成了一幅色彩斑斕、生機盎然的都市風情畫。

　　《伽藍記》在記述伽藍時借用并發展了志怪筆法。《伽藍記》記錄了許多與伽藍相關的神怪故事。如卷一《昭儀尼寺》記光明寺中金像與菩薩合聲喝賊事，《修梵寺》寫邢巒貪據董卓財物經年而卒事，卷二《崇真寺》寫比丘惠嶷死后復活，具說閻羅王檢閱之事及劉宣明死后尸行百步之事，《平等寺》寫寺中金像每當國有變亂之前必先發佛汗事等，都采用了志怪筆法。這一筆法承續《搜神記》并有所發展，故事情節比較復雜而富有變化，人物形象也刻畫得較為豐滿生動。從魏晉《搜神記》至唐傳奇，志怪小說綿延不絕，除《搜神后記》《幽明錄》《述異記》《續齊諧記》《宣驗記》《冥祥記》《冤魂志》等外，《洛陽伽藍記》是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伽藍記》的志怪描寫，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一方面，標志北朝志怪文學所取得的成就。魏晉以后，志怪小說在南朝蓬勃發展，現存的志怪小說幾乎全是南朝作品。《伽藍記》的出現，表明北朝在志怪小說發展中亦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不同于一般“為志怪而志怪”的寫作傳統，《伽藍記》采用真實與虛構相結合的創作手法，將志怪與史事融為一體，對后世唐傳奇如陳鴻《長恨歌傳》、杜光庭《虬髯客傳》等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伽藍記》在時空交織、都市變遷中納入悲壯之情。《伽藍記》以空間為經，以時間為緯，構成了一種時空交織的網狀敘事結構。首先，作者以空間為出發點，圍繞“大伽藍”主題，按照空間方位的變化，從城內至城東、城南、城西、城北，井然有序依次呈現，整體布局可謂胸次丘壑、開闔有致。其次，以時間為緯，將歷史事跡附系于“伽藍”，敘述與之相關的史實、人物、傳說及風俗等，全方位地展現了一幅立體式的洛陽城市生活畫卷。楊衒之記史，在時間上往往顛倒錯置，不以編年為先后，視其所記之史與佛寺的關系而定。這種嚴整綿密的結構，將博洽的內容組織得有條不紊。作者在著述時采用了兩種判然不同的心態和筆調：記錄寺廟時客觀而冷靜；敘述歷史時則情感激越。一方面，楊衒之出于北魏洛陽為天下正統的認識，對北魏鼎盛的國力和中原文化充滿自豪之情；而凡牽涉南朝的人事，則皆以“吳兒”“偽齊”“偽梁”稱之，鄙視意味甚濃。另一方面，作者在敘事之中流露出相當濃郁的感傷情懷，尤其在敘述北魏滅亡時，筆端往往帶著悲愴難抑的感情。《伽藍記》敘事始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遷都洛陽，止于元修永熙三年（534）遷都鄴城，記述的乃是從“光宅嵩洛”到“皇輿遷鄴”四十二年之間的史實。此段時間正是洛陽從廢墟中得到重建，又從繁盛都市復歸于丘墟的過程。楊衒之身為北魏舊臣，于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覽洛陽，他心中的繁華故都已是遍城荒涼，孝文帝苦心經營的文明盛世恍若隔世。于是他“慨念故都，傷心禾黍”，立志要讓消逝在歷史煙塵中的故都伽藍流傳后世。因此，《伽藍記》不僅是對帝京地理環境的真實寫照，更是對北魏王朝政治空間演變的忠實記錄。宏偉的城門宮殿，莊嚴的寺院浮圖，華麗的花林園池，一座座精美得令人驚嘆的建筑景物在歲月的河流中遭到磨蝕和摧毀。書中出現的一寺一物往往連帶著一段滄桑的歷史，佛寺越是壯麗，歷史越是慘烈，就愈使讀者感覺悲涼與沉痛。作者用滄桑的歷史變故與人物變遷，反襯壯麗無比的寶塔與金剎，由此形成回腸蕩氣的悲壯之美，構成全書悲涼的美學風格。

　　總之，《伽藍記》以京都大賦和駢散結合等筆法書寫北魏洛陽城，集聚了一種內在的情感力量，展現出中古都市文學空間化敘事的新視野，有著震撼心靈的穿透力，正如明毛晉所說：“鋪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以寓其褒譏，又非徒以記伽藍已也。”后世《東京夢華錄》《夢粱錄》《帝京景物略》等雖均記載京師之繁盛，卻缺乏楊衒之的人文情懷，其成就難與《伽藍記》比肩。明胡震亨評《東京夢華錄》云：“當時借權灼焰，誘亂導亡之事，絕不因事而見，此蓋不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法耳。”胡氏所言之“法”，當是指楊氏于敘事中寓含褒貶、熔鑄自我情感的書寫方式。《伽藍記》的都市書寫，為后世都城文學樹立了典范。（王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