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看葉兆言的長篇小說《儀鳳之門》：無中生有的“創造”與“真實

　　三年前因為職業的緣由，我以近乎終審的角色拜讀過葉兆言創作于2017年的長篇小說《刻骨銘心》，那是一部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南京城為背景的作品，講述了正處于軍閥混戰、日軍侵華那樣一種風口浪尖之上南京社會各色人等在這里所經歷的一段刻骨銘心的人生。據兆言事后回憶：在這部小說寫得很累、很苦、最艱難的時刻，他曾經非常沮喪地對女兒說，這很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長篇。

　　接下來，兆言的筆頭果然轉向了非虛構的寫作，但主場景依然還是南京。一部《南京傳》，以史為綱，爬梳剔抉南京城從公元211年孫權遷治秣陵始一直到1949年百萬雄師過大江，南京如何一步步走來？從秣陵到建康，南京二字意味著什么？從孫權、李白、顏真卿、李煜、王安石、辛棄疾、朱元璋、利瑪竇、張之洞到孫中山……一個個風流人物在南京又留下怎樣的傳奇？

　　今年開年伊始，兆言新的長篇小說《儀鳳之門》正式公開亮相，由此來看，幾年前兆言聲稱《刻骨銘心》“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部長篇小說”之言不是有“撒嬌”之嫌就是他小說創作又一次的“滿血復活”，而在《儀鳳之門》面世前后，我們還幾乎同時看到了他《通往父親之路》等中短篇小說新作的陸續面世。

　　在兆言40年的創作生涯中，一個顯著的特點便是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不僅是其作品中最重要最常見的敘述平臺，而且還不時將其置于作品之C位，無論是非虛構的《南京人》《南京傳》，還是虛構寫作皆大抵如此，這部《儀鳳之門》也不例外。歷史和現實、文化和物質，多維度刻畫南京與南京人的精神圖譜，構成了兆言創作的一個重要標志。之所以如此，我想不僅是因為這里是兆言生于斯長于斯的故土，更由于這座城池不斷被建設被傷害，又不斷重生發展的歷史以及它在N個重要歷史節點上濃墨重彩的表現無疑構成了中國歷史滄桑的一個縮影。

　　與此同時，圍繞民國時期前塵舊事的寫作是兆言文學創作中與南京這個元素同等重要的另一個標志。僅就長篇小說而言，從上世紀90年代的《一九三七年的愛情》到新世紀的《刻骨銘心》再到這部《儀鳳之門》莫不如是。于是，在南京這個空間和民國這個時代中，《儀鳳之門》上演了一出從晚清到民國風云變幻的大戲：清政權跨臺、國民革命軍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以及此后南京城內外不同軍政勢力的搏殺與更迭。

　　作為兆言這部新長篇小說之名的儀鳳門既是南京通往長江邊的北大門，也是從南京北上出征或凱旋的必經之門。光緒二十一年即1895年，時任兩江總督張之洞重修儀鳳門并配之以一條“江寧大馬路”。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條官家出錢修筑的現代化公路，從江邊下關碼頭出發，穿過儀鳳門進入南京城直抵總督衙門，再與城南最熱鬧的夫子廟相聯。而此時恰逢南京下關開埠，外國人經商做生意成為合法之事。《儀鳳之門》的故事就此拉開帷幕：在儀鳳門重修完工那一年，作品主人公楊逵拉著黃包車與儀菊、芷歆這兩代女性相遇，估計他做夢也不會想到，不遠的將來自己不僅竟然會從人力車夫一變而成為一名革命黨人，而且還要和這兩個女子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之中。不僅個人情感生活如此，這個人力車夫還抓住了下關地區的發展契機，一躍而成為商界名流。楊逵和他的一道拉車的兄弟水根、馮亦雄皆以各自的方式卷入那個動蕩的時代，從懵懂的無知少年到飽經風霜的中年，涉足革命、商界、政壇，好似時代的寵兒，卻又為時代付出了代價。個體與歷史與時代一同在儀鳳門內外上演了一出轟轟烈烈的變奏曲。

　　這個故事看上去有點離奇乃至荒誕，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不靠譜”！上述梗概雖是一種概括，但作品呈現出的場景、人物與故事走向就是這樣。兆言自己也承認“《儀鳳之門》是一部發生在長江岸邊的故事，風云變幻，從晚清寫到民國，寫到國民革命軍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以及之后南京城內外多種軍政勢力更迭”；“這本書寫到了女人如何給男人力量，寫到了愛和不愛如何轉換，革命如何發生，財富如何創造，理想如何破滅，歷史怎么被改寫。”與此同時兆言也坦陳：“我不會說它是一本靠真實取勝的小說……一部好的小說，真實又往往可以忽略不計。真實可以隨手而來，真實不是目的，好的小說永遠都是要寫出不一樣的東西，要無中生有，要不計后果地去追求和創造。”的確，這就是小說這種以虛構為基本特征的文體存在的理由，順著這樣的創作規律，我們不妨看看兆言的《儀鳳之門》又是如何是“無中生有”的“創造”以及創造出了一種什么樣的“真實”。

　　《儀鳳之門》故事發生的那段時間先后就有38屆內閣輪番執政，最短的兩屆僅存六天。這個時期給人的外在印象就是一個亂字：十幾場仗同時開打，幾十個人物輪番登場，所謂元首就換了好幾位，從袁世凱、黎元洪到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至于內閣更是像走馬燈一樣，平均一年換好幾屆。當過總理的人能編成一個加強排，絕對一番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景象。但如果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眼光看也必須承認，相對于滿清，這個時期還是有著不小的進步意義：存續了千年的帝制終于不復存在，孫中山等革命先賢以其畢生之奮斗終于將民主、平等、中華、民族等近現代的概念開始傳播開來。在這個也可以稱作為色彩斑斕的時代里，各色人等理論上都有自己施展的舞臺，大家各有其道，但前提是你要有這個本事。

　　當然，對一個成熟小說家而言，這種歷史的巨變更多的只是為他們的創作提供了一個巨大而豐富的時空場景，他們更專注是歷史長河中個體命運的小歷史并進而由此去折射大歷史。兆言的《儀鳳之門》就是通過許多當時的歷史人物和相關史料，將真實歷史與虛構小說巧妙地雜交，既反映了那個特殊時代南京城的歷史風貌，更著意刻畫出作品主人公命運的起伏與曲折。民國初年的那種種“亂象”作為儀鳳門內外人物行為的大背景，讓那些在常態下或許不易表現出來的各種可能性得以展示：無論是主人公楊逵和他的車夫兄弟水根、馮亦雄這些男性，還是儀菊、芷歆這姑侄兩代女性，男人們帶著民間草莽的氣息，集血性與魯莽、狡黠與執著、俠氣與流氓于一身，時而英雄，時而市井、時而無賴，個性因時勢而變，人性隨境域而改；而女性即使是大家閨秀的基本倫理秩序也因此而得以逾越，一些潛在的、乖張的人性獲得了表演的空間。這些人物的威猛與劣跡、情感歸宿與倫理丑聞都在沉淪與救贖的震蕩與搖擺中掙扎，那群紅男綠女在常態下或許很難表現出來的各種可能性都在那個亂世中得以呈現。這一切都是兆言在《儀鳳之門》“無中生有”的“創造”以及創造出的那種“真實”，呈現的雖是上世紀頭二十年的故事，然其意卻不在寫史而是寫人，尤其是小人物，他們的青春與熱血，得意與失意，歡樂與悲傷，愛情與兄弟情，都終因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而生發出種種斑瀾。

　　需要補充說明的一點是：兆言無疑是一個書卷氣十分濃郁的作家，但這種書卷氣更多地則是表現在他的散文隨筆寫作中，與此形成鮮明比照的是其小說則充滿了煙火氣，雖不乏文人的筆調，但卻又常以市井生活、平民視角切入，這樣的藝術處理無疑為他那大歷史小切口的創作特色平添了文學的真實與真切。（潘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