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出版數字化轉型的多種做法

　　□徐麗芳 鄒青

　　數字化轉型作為一種從根本上重塑公共部門與各個產業價值鏈及業務模式的世界性趨勢，早已將觸角伸至教育出版領域。各國教育管理部門、教育教學機構、教育出版企業和廣大師生都對通過數字化解決傳統教材內容呈現形式單一、更新不及時、獲取與使用不夠靈活等問題寄予厚望。國家新聞出版署在《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中明確提出要繼續壯大數字出版業，實施數字化戰略。對教育出版而言，數字化是業界推動產業升級和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但是在實踐過程中仍面臨諸多阻礙與困惑。作為教育出版大國和強國，美國的數字化經驗值得借鑒。

　　瞄準教育改革與信息化發展目標

　　健全數字教育內容版權保護體系

　　教育出版的數字化轉型方向，不斷受到國家教育政策中有關教育信息化、數字教材的工作目標與發展規劃的影響。在美國，由聯邦教育技術辦公室編制，素有“美國教育信息化五年規劃”之稱的《教育技術計劃》在歷經1996年首版發布和5次修訂、完善之后，基本確立了從教育網絡與硬件、數字教材與工具資源、混合與在線教學、教師信息化專業發展4個方向齊頭并進，重塑技術在教育中作用的行動路線，延續至今始終牽動著美國教育出版的命脈。在此期間，美國聯邦教育部還與聯邦通訊委員會聯合推出《數字教材行動計劃書》，號召各州建立廣泛的網絡連接和硬件環境以支持數字教材的使用。參與計劃書制定的企業包括培生、麥格勞-希爾、學樂等領先的教育出版企業，以及美國電報電話公司、IBM、微軟、蘋果等IT企業。

　　網絡環境下，教材的復制與傳播更容易失控，侵權成本極低，需要不斷完善數字版權保護體系以進行引導、規范。美國在此方面的經驗主要包含3個方面：一是依法保護數字教材版權，主要涉及《數字千年版權法》《數字消費者知情法》等聯邦法規以及各州數字教材相關法規。二是利用數字版權保護技術防止教材盜版，麥格勞-希爾、亞馬遜等大型數字教材出版與經銷商從不吝于采取技術手段為其教材內容添上一道“安全鎖”。三是結合現實需要調整授權模式。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美國政府與社會愈發鼓勵教材作者、出版商采用“知識共享”等開放授權協議，將教材的復制權、傳播權、改編權等著作人身權之外的使用權限授予教育機構和師生，以讓其作品能夠惠及更大的人群。

　　夯實公共教育數字化設施與服務

　　建立數字教材標準與州采用目錄

　　美國教育部門在數字化公共教育設施與服務上的持續投入為教育出版數字化開拓了施展空間。在聯邦政府提供一定建議和資金的情況下，美國各州與地區基于《憲法第十修正案》賦予的教育自治權推出謀求本地發展，涉及資助學校購買數字教材、建立數字教材資源庫、促成州際與州內聯盟以擴大教材資源共享等一攬子舉措的行動計劃。根據州教育技術指導委員會數據，迄今有超過30個州表示鼓勵、使用數字教材；直接要求實施數字教材的州從2019年的3個增至6個。越來越多的州建立起面向本地需要的教育內容平臺，比如亞拉巴馬州的ALEX、紐約州的EngageNY等，以州虛擬學校、學區服務機構等組織形式向學區、學校提供數字教材服務，并由此吸引了基金會、企業等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2020年，AT&T注資1000萬美元成立遠程學習和家庭連接基金會，向全美師生提供居家學習需要的工具。2021年，休利特基金會對國家公民創新中心提升科學教材可訪問性、萊斯大學擴充OpenStax課程材料等49個教材項目的資助金額高達2000萬美元。

　　保證教材質量既是發展教育的長期需要，亦是教育出版謀求數字化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美國雖然沒有全國統一的課程標準，但也形成了一定共識。SETDA、州教材審核協會等主張，高質量的數字教材應從形式上超越傳統課本的簡單數字化版本，進而包含任何可用于教育教學的數字內容和應用程序。無論其使用何種授權協議，通過何種方式交由教育機構和師生使用，都應至少滿足5個方面的標準：一是與官方課程標準保持一致，能夠推動教育目標的實現；二是內容編排突出課程重點，具有較好的連貫性；三是媒體互動性強，能支持開展線上線下混合學習或線上學習，對學生具有吸引力；四是與信息系統和數字資源之間具有良好的互操作性；五是具有廣泛的可訪問性，尤其是能滿足殘障人士和其他特殊學習者的需求。由于教材的選擇權掌握在學校手中，美國超過半數的州選擇以州審制加強數字教材的質量管理。他們將出版商送審的數字教材擇優列入《州審查教材目錄》并作推薦，同時提供教材審查工具以供學區、學校決定另擇教材時使用，以確保其符合課程標準和有關規定。

　　加快教育出版數字化轉型

　　加大數字化學習技術投資與合作

　　教材內容是教育出版的生命線，也是傳統教育出版企業逐鹿數字教育市場的最大籌碼。利用多媒體技術豐富呈現形式是最直接的數字化產品策略。美國教育出版企業深諳此道，不斷往教材中添加音視頻、動畫、虛擬仿真、教育游戲等交互學習元素來提升教材學習的生動性、趣味性、實用性，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知識與實踐技能，持續激發其學習興趣。與此同時，美國學校對計算機輔助教學、混合課堂等數字化教學的巨大需求讓其較早意識到加強相關服務的戰略意義。具體有兩條實現路徑：一是發展“軟件即服務”業務，打造包含數字教材、練習測評、教學管理等要素在內的一站式教學平臺，以使教材資源得到更充分的流通和利用。比如培生的Revel平臺將17門人文社科類課程教材、考試日歷、習題測評、成績記錄等以APP形式提供給師生與學校管理者使用。二是提供定制化課程解決方案。培生很早便開始根據教師的教學計劃從出版的圖書、報章、習題中挑選合適的內容定制教材和在線課程；它旗下的MyLab、Mastering、Revel等在線學習平臺亦支持教師自創課程。2016—2018年，HMH公司推出涵蓋語文、數學、科學、社會科學等主要科目的下一代核心課程解決方案Into Learning，為學生提供數據驅動的學習內容與工具支持。

　　掌握先進的數字化技術是傳統教育出版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首要挑戰。并購因為能直接“打包”獲取數字內容與服務、教育技術專利、技術專業人員等技術資源而成為培生、麥格勞-希爾等財力雄厚者的首選。當然，如若碰到收購成本過于高昂、技術前景不明等情況也會考慮與實力雄厚的IT企業進行技術合作以求減輕風險與損失。近年來，以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驅動的自適應學習技術因能提高教學服務性能而受到教育出版企業的青睞。2019年，培生斥資2500萬美元收購“智慧麻雀”公司；與IBM合作研發的虛擬導師技術業已成功搭載于Revel平臺上，為學生提供實時問答服務。

　　美國教育系統由于采取各州分權制而一直存在發展不均衡現象。如何滿足差異顯著的數字教材與教學需求，成為長期擺在美國教育出版界面前的難題。這一點與我國十分類似。其經驗告訴我們，該問題的解決在數字時代需要堅持以師生需求為中心，從加強技術投資、提升教材產品與服務性能、轉變教材生產與分銷模式等方面協同發力，從中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最終不斷提高教育出版企業應對數字化挑戰與危機的能力。

　　（作者單位分別為武漢大學數字出版研究所、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