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他們手把手地把我引進學術殿堂 

　　——讀劉躍進《從師記》 

　　作者：楊棟（黑龍江大學文學院教授）

　　學者劉躍進先生撰寫的《從師記》，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作者滿懷深情地講述了自己40余年的求學歷程，追憶與眾多老師的點滴往事，展現了前輩學者的育人風采和治學理念。

　　俞平伯、汪蔚林、魏隱儒、王繼權、傅璇琮……對劉躍進來說，這些老師或親炙，或私淑，還有的是劉躍進老師的老師。這些大家的為人風范和學術業績，順著劉躍進的筆尖，緩緩地流淌在《從師記》的字里行間。

　　1986年5月，劉躍進與王達津先生在杭州桐廬嚴子陵釣臺。選自《從師記》 

　　從上山下鄉的知青到今天的著名學者，其中的酸甜苦辣自不待言。《從師記》的作者劉躍進先生，雖沒有過多地描寫自己的艱辛和努力，而是意在感懷幫助過自己的那些老師，但我們仍然能從帶有溫度的文字中讀出作者的執著和堅韌。

　　上山下鄉繁重的勞動，讓他的文學夢想漸漸遠去。但歲月沒有摧垮他的意志，一而再再而三，他讀上了中國社科院的博士。從知青到大學生，從作家夢到學者夢，從現當代文學研究到古代文學研究，從古典文獻研究到古代文學史研究……劉躍進先生經歷的每一次失敗、每一次成功、每一次轉變，都是人生中的淬煉，無不承載著其堅忍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從師記》是一位學者的奮斗史、成長史，也是一代學人的蝶變史、奮進史，具有鮮明的時代與文化印記。

　　但正如作者所說：“一個人能走多遠，要看他與誰同行；一個人有多優秀，要看他有誰指點；一個人有多成功，要看他有誰相伴。”劉躍進在求學治學過程中得到了姜亮夫、魏隱儒、葉嘉瑩、曹道衡、羅宗強、沈玉成、傅璇琮、郭在貽等眾多先生的指點和幫助，或是生活點滴小事，或是關涉人生前程，無不令其深有感懷、銘記于心。作者在南開大學中文系讀書時，恰逢葉嘉瑩先生回國講學，葉先生講授古典詩詞生動形象，如春風化雨，激發了作者對古典文學研究的興趣。他的本科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是羅宗強先生與王達津先生指導的，作者自言“兩位恩師手把手地把我引到了學術殿堂的門前”。

　　剛到清華大學工作時，因為沒有報考研究生的資格，劉躍進頗感苦悶，覺得前途渺茫，羅老師經常鼓勵他。在杭州大學做碩士論文時，劉躍進以王國維《水經注校》整理本為研究對象，郭在貽先生指導他從校勘學入手，做客觀比對，并由此討論古籍整理的一些規律性問題。碩士畢業后，羅宗強先生又為其治學指明了方向：“學古籍整理，不是將來一輩子干這一工作……學了這門知識，是為打一扎實之國學底子，以期將來在文學研究上有大成就。”對于一個剛碩士畢業的青年學者，此番提點可謂仙人指路。做博士論文時，劉躍進每寫完一章就先請導師曹道衡先生看，“曹先生非常認真，在文稿旁增添很多史料，指出不妥的地方”。修改謄抄后，再給沈玉成先生看。在兩位先生的指導下，劉躍進的論文寫得非常順利。

　　復旦大學的王繼權老師雖與作者并無直接師承關系，但兩人交往20余年，通信20多封，從介紹高考知識到指導大學學習，從報考研究生到論文選題，王繼權老師一直關注著劉躍進的成長。

　　劉躍進先生是幸運的，他遇到了眾多學術名家。這種幸運又是必然的，因為他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學術夢”。書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在南開大學聽完孫昌武老師的“唐代古文運動”最后一堂課時，孫老師結合自己的經歷說，“文革”期間很多人放棄了自己的專業，后來再也追趕不上來了。聽完這一席話，劉躍進“當時就下定決心，無論將來發生怎樣的變化，絕不放棄對學術理想的追求”。后來，他確實也是這樣做的。一個成功的學者離不開許多良師的指點和幫助，更離不開自身的不懈追求與努力奮斗。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從師記》重點講述了在不同階段老師們是如何手把手地教作者讀書、做學問，在前輩學者治學心得的基礎上，劉躍進對讀書問道又有了自己的深刻感悟。這些讀書治學的經驗和方法十分寶貴，可以引領青年學人快速成長成才。

　　羅宗強老師指導劉躍進讀書要懂得粗讀和精讀，要特別注意歷史節點、重要事件。姜亮夫先生在作者入學典禮上說起當年王國維讓學生通讀《四庫全書總目》的往事，諄諄告誡要時刻注意根底之學，要打通文史界限，要讓“每個同學成為通才，而不是電線桿式的專家”。碩士研究生本就應該開闊視野，多讀經典，廣泛接觸古代文史哲知識，這樣的廣博積累才能為今后的專深研究打下厚實的基礎。魏隱儒老師告訴劉躍進：“名家都是苦功夫熬出來的，沒有捷徑可走。”傅璇琮先生的學術理念是學術研究起碼要實用，還要體現時代特色，倡導綜合研究。清華大學劉桂生老師經常向劉躍進傳授治史的“四把鑰匙”，即目錄學、歷代職官、歷代年表、地理方志。錢遜老師向劉躍進推薦閱讀錢穆論學著述《學籥》，其中講道：“我生平做學問，可說最不敢愛時髦或出風頭，不敢仰慕追隨時代潮流。”這些老師的治學思想和問道方法，對作者都有非常積極的影響。

　　何其幸運，劉躍進先生遇到很多好老師。他在《從師記》的“引言”中說：“我很景仰他們，也很感念他們，很希望有更多機會將這種感念之情表而彰之，讓更多的讀者從不同側面了解前輩學者的為人風范和學術業績。”作者以感念的情懷講述了老師們的為人與為學，其言其行讓人敬佩，催人奮進。同時，從學術史研究的視角來看，這些學者的往事、逸聞無疑又有著極高的史料價值。

　　書中《王伯祥日記中的俞平伯先生》一文講道，1956年年底，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啟動研究員分級事宜，俞平伯因為《紅樓夢研究》受到全國批判，一些人認為應該評為二級，但何其芳堅持將俞平伯評為一級，認為俞平伯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不能因為受到批判就影響評級。何其芳先生能在那樣的時代環境下堅持原則，實事求是，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在醫院拖著病體的姜亮夫先生，即便雙目幾近失明，也要為《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題簽，以表達對母校清華大學的感激之情，并向清華大學贈送了一冊《杭州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老人幾乎是把臉貼在扉頁上才摸索著寫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題記。

　　再如吳曉鈴先生不辭辛勞編輯《西諦書跋》，全書640多則題跋，大部分都是錄自鄭振鐸的手書和手稿，其中艱辛可想而知。吳曉玲先生還接續鄭振鐸先生未竟的事業，主持編纂《古本戲曲叢刊》第五集和第九集的工作。耗費自己的時間精力以完成他人學術工作的奉獻精神，舍棄小我而助益中華學術的廣闊胸襟，感人至深，令人敬佩！后來，劉躍進又繼續完成了最后四集的編纂工作。

　　這些學者在中華文脈的承繼之途上勇挑重擔，可謂薪火相傳，精神不滅。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2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