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國文”一詞，總給人一種陳舊的感覺，實際上它是近代文學觀念和教育體制相結合而產生的新概念，是我們今天語文教育的濫觴。回到清末“國文”誕生時的歷史現場，我們會發現，它并非只有語言文字教育這一個面向，而是牽涉到民族認同、文化傳承和知識傳播等諸多問題，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都包含了豐富而駁雜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認真探究。陸胤的新著《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簡稱《國文的創生》）就為我們展現了這樣一幅具有多重維度的立體而生動的圖景。

　　晚清以降，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士人階層探究國勢衰微之根由，往往歸咎于漢字之繁難及文言書面語與口語之分離。這兩點導致國人缺乏基本的識文斷字的能力，自然無法與列強競爭，于是，面向普通國民的語言文字教育被提上日程。在社會教育和大眾啟蒙方面，為了讓一般大眾迅速掌握讀寫技能，趨新士人提出了諸多將漢字簡化乃至拼音化的方案，同時以這些新發明的“切音字”來拼切口語，或直接以通俗的白話書報供應普通讀者，輸入新知。然而在以培養人才為旨歸的新式學校教育中，歷代相傳的“文”——包括漢字與文章——仍是重點，“國文”教育應運而生。這是因為面對列強環伺的威脅，“文”作為文化傳統的載體，可以有效地激發民族意識，凝聚民族認同，“國文”中“國”便包含了這一指向。而在另一方面，“文”的多重內涵與功能，又使得新式學制中的“國文”成為涵蓋不同旨趣、邊界不甚清晰的科目。從朝廷到民間，不同的社會力量對“國文”寄予不甚相同的期待，為此提出各種方案與設想并付諸實踐，讓國文教育成為清末一個異常豐富而具有彈性的文化空間。凡此種種，都在《國文的創生》一書中得到細密的梳理和深入的討論。 

　　1905年，在清末學制改革中擔當重要角色的張之洞提出，“國文者，本國之文字、語言，歷古相傳之書籍也”，將“國文”界定為“國粹”，不僅包含語言文字，還承載了日漸邊緣化的經史學術，國文教育由此被看作通向“國學”的津梁，在新式學堂中為傳統文史之學保留了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新學士人還通過引入西方和日本的語法學和修辭學知識，激活了本土固有的文章學傳統，發展出一系列可資操作的門徑與技法，從而將國文鍛造為講授文章作法的工具性和實用性課程。再者，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國文教育還承擔了傳授歷史、地理、科學等其他各科普通知識的任務。這三大目標只是約略言之，彼此間既有齟齬之處，也有交叉融合的地方。對三者復雜關系的探討，貫穿于《國文的創生》全書，從中可以看出，清末“國文”乃是不同傳統和資源互動與融匯的產物。

　　“國文”既是清末新式學制中的一科，其呈現的主要方式便是各種不同層級的教科書，以及輔助性的選本、讀本和工具書。選擇何種材料來講授，是國文教育的核心問題，對此教育當局和趨新士人，從不同的目標出發，有不同的考量與設計。1904年1月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強調“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要求學生“必能為中國各體文辭，然后能通解經史古書，傳述圣賢精理”，這是主政者著眼于國粹之承續而提出的構想。然而民間教育家從輸入新知的考慮出發，則選擇以淺近文言刪削傳統文章或編寫富于趣味的短文，來作為國文的教材，具有代表性的是190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國文教科書》。若就總體而言，從韓愈一直到晚清的桐城派所標舉的“古文”，因其清通而富于靈活性，最能滿足清末朝野各派對于“國文”的想象與要求。古文自身悠久的文章學傳統，也最容易與文法修辭等新知識對接，于是古文成為清末乃至民初國文教科書和選本的大宗。不過，在向“國文”的轉化過程中，古文原有的分類體系也因應教學適用性的要求而調整和變化，逐漸演化出敘事、說理、抒情的三分體系，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延續到今天的語文教育中。

　　伴隨著古文一家獨大局面的形成，其他的文體日漸邊緣化，這最能顯示國文教育對既有的文章體式的揀選與重構。《國文的創生》以專章的形式分別討論了新式教育體制中詩歌與尺牘兩種文體的命運。中國素有詩教傳統，詩歌不僅用于發抒性靈，更有涵養德性、調節身心的功能。清末新學制中雖有設置“古詩歌”課程以接續詩教傳統的嘗試，但終究曇花一現，這與國文教育注重實用性和知識化的整體趨勢有關，也值得今天的教育家反思與檢討。與詩歌幾乎相反，尺牘被近代教育家視為應用文體，以其實用性被列入國文課本中，各類尺牘教本也風行一時。然而尺牘的特殊性在于，其“實用”本身就寄托于稱謂和套語等“虛文”之中，后者與社會倫理風尚密切相關。晚清以降政治革命所帶來的倫理震蕩，也反映在尺牘教材中，體現了國文教育與社會文化之間的共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以“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為副標題，但并沒有給“文學”概念做明確的界定，我想作者應該是有意為之。因為在清末民初，“文學”觀念本身就處在不穩定的流動過程中，存在著多種理解。來自西方的純文學觀念、中國古代注重倫理教化的雜文學觀以及注重辭章技法的文章學傳統，在國文教育中交匯錯綜，呈現出非常復雜的面貌。國文教育在何種意義上可被稱為“文學教育”，文學性與應用性如何在語文教育中達到某種平衡，這是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深入思考的課題。

　　《國文的創生》從第一手文獻出發，細致地描繪了清末國文教育創生期眾聲喧嘩而又生氣勃勃的歷史現場，梳理出“國文”觀念與實踐中的多重脈絡。也許正因為此，本書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討論近代知識生產與教育變革時常見的從傳統到現代的線性論述模式，以“國文”這樣一個兼及國族意識、教育體制、知識傳播和文學觀念的層次非常豐富的論題，打開了一個極具彈性的討論空間。在國文教育從創生到衍變的過程中，學部主政者、地方大員、古文家、趨新士人、新式學校及出版機構等各方力量，都在其中發揮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古與今、中與外的關系也非常復雜。清季朝野各方并未單純地移植域外（西方與日本）的資源，而是既有吸收亦有排拒，相應地對本土傳統也有所取舍。傳統的某些部分被壓抑甚至刻意扭曲，某些部分則被激活，來與域外經驗對接，結果是“國文”成為包含不同層面和構造的復合體，里面充滿了豐富的張力甚至矛盾，也遺留下諸多沒有解決的問題。 　　

　　或許有鑒于此，作者并沒有給全書加上一個“結語”，而是留下了一個開放的結尾。雖然以“清季”為范圍，但其中涉及的相關問題其實一直延續到民國乃至當下。通常認為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全國小學改“國文”為“國語”，是近代語文教育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成果，此事確實意義重大，但事實上中學以上仍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留了“國文”課程，雖然也添加了語體文的內容。1939年，時任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教授的羅庸，在《國文教學與人格陶冶》一文中，用“博而不專”一語描述民國國文教材的整體面貌：“大學入學試驗要考‘國學常識’，高中的國文課就不得不教‘學術源流’。選文標準，既要按文學史的次序每時代都得有‘代表作’，又須按文體的分配各體平均。一方面要教文言，一方面又要教語體。散文之外，還得加些詩詞。講文之余，還得指示修辭和文法。教者張皇幽邈，腳亂手忙，學生坐席未溫，淺嘗輒止。試想如此一種‘百科全書’式的選本，內容哪能不矛盾沖突？”盡管羅庸對民國年間國文教育的紛亂局面表示不滿，但其紛亂中卻自有一股活力在，這與清末“國文”的面貌一脈相承，也體現了國文教育的多種可能性。 　　

　　綜上而言，《國文的創生》對清末國文教育的多重維度的揭示與論析，既是近代教育史和知識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對今天的人們也頗具啟發。清末國文教育所提供的駁雜而豐富的歷史經驗，完全可以豐富我們對語文與文學教育的想象，讓我們認識到“國文”之于教育的巨大潛力。（作者季劍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