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惠（廣西大學文學院教授）

　　嚴格說來，“短篇小說”這個文類并非古已有之，實際上它是在中國新文學發展之初，古典文學向現代文學轉型過程中的典型產物，是在中國文學內部演進到一定階段后，受到翻譯的近代西方小說影響而逐漸成形的，并最終確立了“橫截面”“經濟（詳略得當與精于結構）”“白話、不逾萬字”的“短篇小說”范式。

　　周瘦鵑譯《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書林書局影印版）

　　周瘦鵑創作的短篇小說《亡國奴家里的燕子》

　　開明書店出版的魯迅小說集《一件小事》

　　1909年3月，由魯迅和周作人翻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在日本東京出版。

　　1919年10月，胡適將自己1912至1919年間所譯外國短篇小說10篇，結集為《短篇小說》第一集出版。

　　翻譯：“它是采取進步而嚴肅的態度介紹歐洲文學最早的第一燕”

　　1909年3月和7月，由魯迅、周作人兄弟翻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和第二冊在日本東京出版，并在上海廣昌隆綢莊寄售，此短篇小說集特別偏重北歐諸國作品。茅盾評價其譯介優秀作家短篇小說的首創之功，“在他們計劃翻譯和出版的《域外小說集》中，俄國的契訶夫、波蘭的顯克微支、法國的莫泊桑、丹麥的安徒生，第一次以真樸的面目，與我國讀者相見”；“這個短篇小說集是繼續《摩羅詩力說》的主旨，介紹了俄國、北歐、波蘭等國的反映人民痛苦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作品。這是第一次把反映被壓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的叛逆和反抗的作品，介紹到中國。其用意和《摩羅詩力說》是相同的。”

　　由于《域外小說集》翻譯主旨在于喚醒民眾，所以更偏重于功能性而對藝術性的認識尚未稱完備，翻譯語言方面“句子生硬”“詰詘聱牙”；風格方面如蔡元培評價“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內容方面采用“直譯”，對于當時國人還不能接受的某些宗教觀念和道德問題，都沒有曲筆掩飾，所以導致乏人問津的結果。馮至曾這樣評價《域外小說集》：“我們不能不認為它是采取進步而嚴肅的態度介紹歐洲文學最早的第一燕，只可惜這只燕子來的時候太早了，那時的中國還是冰封雪凍的冬天。”

　　1917年，周瘦鵑將歷年所譯歐美十四國的名家短篇小說五十篇編成一部《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由中華書局出版。周瘦鵑選譯的偏好和魯迅相似。例如，魯迅在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說集》第二集里，曾“預告”下一期將推出“安兌爾然”（即安徒生）的作品，后來卻沒有出版。此后周作人只翻譯了安徒生《第十四夜》的其中一節，1914年劉半農發表的《洋迷小樓》也只是對安徒生《皇帝的新裝》的仿寫，所以周瘦鵑翻譯的《噫、祖母》才可以說是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安徒生作品完整的漢語翻譯。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對魯迅的主張隱有呼應之意。魯迅曾經指出，中國才子佳人小說作家發現私定終身不容于天下，就用才子及第，奉旨成婚來解決，但是現實生活哪有這樣稱心如意，感情的威力也并非如此無遠弗屆。因此魯迅認為，“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已經自己不覺得。”進而呼吁“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周瘦鵑用“翻譯”來呼應魯迅這一主張，《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選取了很多“懲情”之作，甚至還超前地選譯了一組金錢侵蝕真愛的作品，如英國山格萊的《情奴》、英國哈葛德的《紅樓翠幙》、法國伏爾泰的《欲》，都是女子為了金錢而放棄深愛她們的男子，或者搜刮直至對方破產。以至于翻譯小說中發出這樣的哀嘆：“愿那天下的有情人，別做這種呆子……以后我愿普天下的男子，別識這一個不祥的情字，別做那情的奴隸。”這和中國元代王實甫《西廂記》的名言“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構成了絕妙的“反對”，這事實也代表了中國同西方、古典與現代價值觀的激烈碰撞。

　　另一方面，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對魯迅的創作有催化之效。魯迅在翻譯《域外小說集》時就注意到安特萊夫的《紅笑》并親自翻譯了幾頁，在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中再睹《紅笑》，在1918年4月便推出了與《紅笑》頗為神似的《狂人日記》。雖然魯迅在周瘦鵑的譯文之前就通讀過日譯本，無須再待周譯本的啟發；周瘦鵑譯本的敘述風格過于歸化或雅化，不脫傳奇文體的趣味，與《狂人日記》的深度寫實風格不侔。但是從周瘦鵑譯作中再睹《紅笑》，當不免在魯迅心中激起“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感受，故而可能對魯迅的創作有“催化”之效。

　　故而，經過仔細的審視、思考和比較，當時身為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科長的魯迅，對周瘦鵑的譯作給出如“昏夜之微光，雞群之鳴鶴……搜討之勤，選擇之善，信如原評所云。足為近年譯事之光”的考語，并推薦和促使教育部在1917年9月24日給予“褒狀”——“茲審核得中華書局出版周瘦鵑所譯之《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三冊，與獎勵小說章程第三條相合，應給予乙種褒狀，經本會呈奉教育部核準，特行發給以資鼓勵。”

　　定義：“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

　　繼周氏兄弟和周瘦鵑之后，1919年10月，胡適將自己1912至1919年間所譯外國短篇小說10篇，結集為《短篇小說》第一集出版，收法國都德、莫泊桑，英國吉百齡，俄國泰來夏甫、契訶夫，瑞典史特林堡，意大利卡德奴勿等人的作品。1920年再版增入蘇聯高爾基小說一篇。胡適對魯迅和周瘦鵑“珠玉在前”的譯作念念不忘，他在《短篇小說》的《譯者自序》里不無自負地談道：“短篇小說匯刻的有周豫才、周啟明弟兄譯的《域外小說集》（一九〇九）兩冊，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一九一七）三冊。他們曾譯過的，我這一冊里都沒有。”而胡適的譯文集從1919到1940年再版21次，最終在影響力上一舉超越了周氏兄弟和周瘦鵑的翻譯。

　　綜觀胡適譯《短篇小說》，有三點值得關注。其一，歷經反復最終確定了用“白話文”作為翻譯語言，用“直譯”作為翻譯理念。在翻譯語言的選擇上，1912年胡適的第一篇譯文《割地》用白話文翻譯；但其后1914年《柏林之圍》和1915年《百愁門》都用文言文；1917年譯《決斗》和《二漁夫》都用白話文；但同是1917年譯《梅呂哀》則又是文言文，而且1917年還是胡適提倡“白話文”的一年。但自此之后，胡適的譯文語言穩定為白話文。

　　是“直譯”還是“意譯”，胡適也曾反復游移。以標題為例，1912年《割地》（The Last Class）是意譯；但其后1914年《柏林之圍》、1915年《百愁門》和1917年《決斗》都用直譯；然而1917年《二漁夫》（Two Friends）和《梅呂哀》（Minuet）則都是意譯。1919年譯的《一件美術品》和《愛情與面包》都為直譯；可是同樣是1919年譯出的《一封未寄的信》（The Lost Letter），則又有意譯的意味在內。因為原文說的是Lost，但是從正文總結，這封信不是丟失了，而是沒有寄出，從而導致了男女主人公一系列的悲歡離合，所以胡適的譯名其實更傳神。1920年翻譯高爾基的《他的情人》（Boless）則又是意譯。這篇作品講述一個名叫鐵力沙的高大粗胖婦人，懇請“我”寫一封信給自己的少年情人波爾士，“我”照辦了。一兩周后，鐵力沙又來懇請“我”以“波爾士”的名義回信給自己。“我”幾經周折才恍然大悟：“他在世上，沒有朋友待他好，沒有人用愛情待他，他只得自己心里造出一個朋友——一個情人來！”所以，高爾基的標題Boless本來指的是文中虛幻人物波爾士，但胡適參詳其意，改成了《他的情人》。

　　其二，胡適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領悟到“第一流”作家作品和白話的重要性。晚清梁啟超等出于改良群治之目的，大力提高小說地位，并呼吁多翻譯外國小說，使其中蘊含的科技、文化等進步因子通過小說這種通俗易懂的方式盡快實現移風易俗。疾呼引來響應，一時引發了當時小說翻譯者占十之九、創作者占十之一的局面。然而弊端也很明顯，翻譯對象選擇不管作家地位，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也被大量引進；作家的名字錯譯、改譯甚至不譯；作品內容意譯、改譯甚至自創羼入。胡適在翻譯時，底本采用了美國紐約出版的《經典短篇小說（外國卷）》，該書是將法國、英國、俄國、瑞典、意大利等一流作家的經典作品萃為一集，而且每篇之前都附有作者小傳，詳細標明作者的姓名、生卒年和文學成就。胡適在翻譯時不僅同樣譯出了作者小傳，而且數年的矻矻翻譯下，他對作家作品“本來面目”和“第一流”的重要性有了深入的認識。

　　翻譯實踐是促使胡適成為“新紅學”開山的重要轉捩，他1910年赴美，根據《藏暉室札記·小說叢話》所記，那時他對《紅樓夢》的初步思考大致還是走“索隱派”之路，尤其不相信作者是曹雪芹。然而赴美之后，胡適一邊從事翻譯，一邊進行對《紅樓夢》的再思考，最終在紅學研究方面不但選擇了重視“作者”和“版本”的“考證”之路，且一轉為主張作者是曹雪芹的“自敘說”，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典范。翻譯實踐也使他對當時國內翻譯文學“魚龍混雜”“文白俱譯”的亂象提出了藥方——1918年，胡適總結道：“現在中國所譯的西洋文學書，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小，我且擬幾條翻譯西洋文學名著的辦法如下：一、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二、全用白話。”“第一流”和“白話”與胡適實現“創造本國新文學”的取法也是一致的。

　　其三，不同于魯迅和周瘦鵑只實踐，胡適還從理論上提煉和升華，提出“短篇小說”是西方一個專門的文類，且有特定的要求，不像當時國人以為僅以長短就可以劃分。因此專作一文予以界定和概說，以高臺宣講促觀念轉變進而推動創作轉型。

　　其實，在翻譯《短篇小說》第一集出版之前，1918年3月15日，胡適先在北京大學演講并將演講詞發表于《北京大學日刊》，后修訂成《論短篇小說》，登載于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號，特別界定了“短篇小說”的概念和兩個要點。胡適提出，中國文人不懂“短篇小說”，當時報紙雜志上的筆記雜纂，把篇幅不長的小說稱為“短篇小說”是錯誤的，西方的“短篇小說”（Short Story）在文學上有特定的范圍和要求。

　　他界定道：“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兩個要點可簡要概況為“橫截面”和“最經濟”。大部分繼承史傳傳統的中國小說都講求“縱剖面”式寫作，即從頭到尾敘述此人來歷、此事經過；“橫截面”則只取一段精華，以一點代表此人、此國或此社會，令讀者窺斑可知一豹。“最經濟”則要在有限的文字中精心布局結構，并能栩栩如生地寫人狀物。

　　胡適舉自己所譯法國作家都德兩部作品為例，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割地之后，被禁止再教法文，《最后一課》圍繞一個小學生上最后一堂法文課展開，亡國慘狀都由此小學生眼中見出。《柏林之圍》寫法國出兵進攻普魯士，一位中風的法國老兵期待目睹凱旋，孫女只好天天假造法軍得勝的新聞哄騙他，普兵攻陷巴黎進城時，聽到軍樂聲的老兵誤以為法軍奏凱班師，竭盡全力穿戴整齊從窗口觀禮卻見到是普軍，不堪打擊倒地身亡。

　　胡適還在自己另一篇警醒國人鴉片之毒的譯作《百愁門》中提及：“短篇小說大抵可分兩種，一以布局勝，一以狀物寫生勝。吾前譯諸篇，如法人都德之《最后一課》及《柏林之圍》，皆以布局命意見長；此篇則狀物之文也。”對于那些形式上是短篇，內容和手法卻陳陳相因的傳統寫法，例如剿襲“某生，某處人，幼負異才……一日，游某園，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套路的小說，胡適斥之為“爛調小說”，認為不能視之為“短篇小說”。

　　當然，除了胡適之外，其他理論家對“短篇小說”的界定也有思考和貢獻，如1908年徐念慈已在《小說林》上發表《余之小說觀》，提出了語言和字數的要求，主張“其文字，則用淺近之官話”和“全體不逾萬字”。但是，真正從概念和要素揭橥“短篇小說”的要義，通過出版翻譯的短篇小說集擴大影響，并事實上引發真正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短篇小說”創作潮流，應推胡適的首創之功。魯迅、周瘦鵑、胡適三位文學大師及其所譯的三部世界短篇小說集，既存在接續和爭勝的關系，也存在提攜和促進的關系，并通過接力，先引進、后界定，使“短篇小說”的概念和內涵不僅為國人所知所接受，而且由于和世界文學這個文類“同軌”而能夠在同一賽道爭馳。

　　實踐：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短篇小說”示范之作

　　胡適對短篇小說的理論界定迎來了中國“短篇小說”的發展期，其中可以魯迅、周瘦鵑和胡適本人的創作為例。

　　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評論》第31號，胡適發表了《一個問題》，小說選取的是“我”和舊同窗相逢之時，他僅大“我”一歲，時年三十，頭發卻早已花白，看來似乎比“我”大十幾歲，對談方知，舊同窗由于姻親爭家產、被裁員、多子女，以及妻病子殤等諸因素夾擊，每天只為了糊口忙到深更半夜，沒有任何休息和社交，最后發出人生到底有何意義的疑問——“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么的？小山，你是學哲學的人。像我這樣養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嗎？”這篇小說以“橫截面”的寫法，用一個男子半生奮斗卻困頓無望這個點，反映了社會變遷和哲學之問的大問題，也踐行了胡適所說以部分代全體的“經濟”筆墨。

　　魯迅的《一件小事》文末署“寫于1920年7月”，實際上發表于1919年12月1日《晨報》“周年紀念增刊”上。該文敘述“我”入城年久，愈來愈看不起人，一天雇一個人力車夫出行，車把帶倒了一個老婦人，“我”認為老婦人無恙，且路上無人看見，于是催促車夫不顧而去。車夫反而攙起老婦人詢問她傷勢如何，并把她送到警署去做檢查。“我”陡覺車夫高大，而自慚渺小，這一件小事，教“我”慚愧，催“我”自新，并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這篇小說用的是“扶不扶老婦”的“橫截面”的寫法，對同一件事兩種態度反映了勞動人民的優良品質和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也是以部分代全體的“經濟”筆墨。

　　周瘦鵑《亡國奴家里的燕子》發表于1923年5月16日《半月》第2卷第17期，這更是一篇深受胡適影響的作品。其一，周瘦鵑與胡適討論過直譯和意譯的翻譯方法，并在后者的鼓勵下在1936年由大東書局出版4冊《世界名家短篇小說全集》。其二，周瘦鵑對胡適的作品頗為關注和熟悉，1928年他和胡適相遇時，“談及二十年前之《競業旬報》中有博士詩文雜作，署名鐵兒，已斐然可誦”。其三，周瘦鵑《亡國奴家里的燕子》不僅是對《最后一課》的致敬之作，也較為完美地體現了胡適對“短篇小說”的界定。都德的《割地》（出于對近代中國不斷割地賠款的憂憤，胡適最初沒有直譯書名而是根據小說內容意譯為《割地》）是胡適的首譯，也是他影響最大的譯作，《閑話胡適》中提道，“尤其是《最后一課》對國人的影響最大。我回憶我閱讀這篇愛國主義小說時，心情非常激動。后來，中小學語文課本中，都收入此文。我詢問六七十歲以上老友，他們都讀過這篇文章，也都有同感。”《最后一課》借一小學生之眼之口道出亡國之慘，《亡國奴家里的燕子》則借一燕子之眼之口道出亡國之慘。敘事者“我”原本是一只在主人家梁上過了十年安穩日子的燕子，第二年春分飛回舊巢，驚見小少爺已被刺刀捅死，小姐“倒在一個矮人的臂間”，竟被四五個矮人強暴，“我”的主人沖去救女，被這些外國兵用槍射殺，甚至燕子的妻子也遭流彈殞命。國破家亡，燕子傷心飛走，再次歸來發現門上已改掛太陽旗。尤其最后“聽得麻雀們唧唧叫著，似乎也變了聲口，改說外國話了”，顯系脫胎換骨于《最后一課》中那一段，“學校的屋頂上有一群鴿子在咕咕地低聲鳴叫，我一面聽著一面心里自問：‘那些人是不是也要強迫鴿子用德國話鳴唱？’”

　　啟示：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吸收外國文學經驗

　　胡適對“短篇小說”的界定和影響雖然茲體甚大，卻同時會引來一個疑竇:中國傳統文學歷史悠久，難道就沒有“短篇小說”而要遲至新文學時期嗎？這也恰恰關系到中國古典小說到現代短篇小說轉型的中國文學結構內部變遷問題。

　　追溯中國古典小說，其中含有“短篇小說”的因子卻不能稱之為現代意義上的“短篇小說”。在先秦時期諸子寓言，漢、魏晉南北朝、唐時期的敘事詩中也有“橫截面”寫法的因子。如《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講述妻子尾隨齊人，見到平日夸耀與富貴者飲宴的齊人，實際上只是到墳地里乞討殘羹冷炙，妻子回家與妾羞恥哭罵而齊人恬不知恥。如《十五從軍征》僅選取八十歲老兵歸家見到親人死亡罄盡墳冢累累的場面，即道盡戰爭對人的戕害。如杜甫《石壕吏》選取天寶之亂時，作者投宿見到差役征兵，老翁逾墻逃走，老婦被捉的一夜之間見聞。又如白居易《井底引銀瓶》選取私奔女子與父母斷絕聯系，來到夫家多年卻不被公婆接納，天地茫茫無處可去的絕境。

　　中國古典小說中也有詳略得當和精于結構的“最經濟”寫法因子。詳略得當如《木蘭辭》略寫戰爭，僅用“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一語帶過，而詳寫木蘭從軍之難與歸來之喜。“精于結構”如唐傳奇《虬髯客》，虬髯客不僅見證李靖與紅拂女的一段情史，而且有逐鹿中原之意，但忽然歷史人物“太原公子裼裘而來”，于是虬髯客避其鋒芒到海外創國，依然是唐太宗得了天下。虬髯客只是一個虛構人物，寫來卻好像真有其人其事；最終結果出人意料又毫不違背歷史真實；虬髯客、李靖、紅拂女各自形象活靈活現，這三重長處都可見結構布局的匠心。

　　然而，中國小說中有許多形同“短篇”，但或類似雜記隨感，或類似流水賬簿，例如宋代《宣和遺事》上段不接下段，沒有結構布局，故不能視之為“短篇小說”。明清時期“短篇”有白話的“三言二拍”和文言的《聊齋志異》等，那么是否有可能水到渠成地自發形成“短篇小說”呢？在我看來，答案是否定的。一則明代之后，短篇的白話小說簇攏起來成為長篇白話章回小說，像《儒林外史》就是“形同長篇，實為短制”，反而阻礙了白話短篇小說的發展。二則短篇的文言小說由于語言的關系不能成為寫人情世故的利器。所以，中國已有的小說“短篇”是一株生機盎然的母本，但要發展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短篇小說”碩果，需要外來因素的催化，即西方翻譯小說的嫁接。

　　中國短篇小說的內部演進，從先秦寓言到魏晉《世說新語》《桃花源記》，再到漢唐一些敘事詩、唐傳奇，明代白話擬話本小說“三言二拍”、清代文言小說《聊齋志異》等，還只是不斷累積短篇小說的元素，卻與現代意義上的短篇小說尚有本質上的區別。真正意義上的“蝶變”，一是來自一代文人的接力翻譯，即魯迅《域外小說集》、周瘦鵑《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胡適《短篇小說》，將世界名家短篇小說引入中國。二是來自胡適的理論定義，以一篇《論短篇小說》為其定性。三是胡適、魯迅、周瘦鵑又分別親自創作短篇小說《一個問題》《一件小事》和《亡國奴家里的燕子》垂范，最終確立了“橫截面”“經濟（詳略得當與精于結構）”“白話、不逾萬字”的“短篇小說”范式。

　　回顧“短篇小說”的定型，有三點特別值得關注之處：一、可以植物學的扦枝為喻，中國已有小說為母本砧木，外來翻譯短篇小說為嫁接之枝條，最終融合生長為中國本土之“短篇小說”。二、是一個先實踐后理論再實踐的過程，而且歷時十余年即告竣，充分體現了近代文學轉型時期的迅捷。理論來源于翻譯小說之實踐，而且翻譯與創作并行，是中外文學交流互動之成果。三、理論、翻譯與創作之示范由三位大家魯迅、周瘦鵑、胡適擔綱，接力催生了“短篇小說”這一新文類，展現了一代文人探索現代短篇小說的理論與實踐的艱辛過程。

　　在新文學承前啟后除舊布新的節點上，一代文人之所以積極推進古典文學向現代文學轉型，力倡“短篇小說”，還因為有對時代和世界的把握，觀察到當時世界文學的趨勢都是由長趨短，由繁多趨簡要。這種趨向的原因，一在于世界生活的競爭加速，時間愈趨寶貴，故而文學也愈趨短而精；二在于文學自身的進步，要能納須彌于芥子，用簡短的內容容納豐富的內容。于是，他們通過翻譯世界短篇小說來作為參考的樣本，通過明晰的定義來界定“什么是短篇小說”，又用本民族的內容和白話文親自創作本土的“短篇小說”，從理論和實踐上推動了中國文學結構的內部變遷。

　　中華文明常以開放包容的心態面對外來文化并吸納開新，南朝時佛經的翻譯引起了對聲律的重視，并將之引入到詩歌創作中，提出一套音韻平仄協調的規則，“四聲八病”成為永明體的重要內容，并對唐代近體詩產生了重要影響。而近代“短篇小說”的發生發展又是一則顯例，正是海納百川的氣度，實現了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有容乃大”、日新又新。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