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 朱東潤 著 中華書局

　　【光明書話】

　　1943年8月，朱東潤在重慶寓所寫畢《張居正大傳》的序言，將書稿交付開明書店，由開明書店于1944年出版，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書，并請作者撰寫了《三版后記》，這是朱東潤生前對《張居正大傳》的最后一次修訂。《張居正大傳》出版的八十年間，經歷了歲月的考驗，在一代代讀者中口耳相傳，被列為“二十世紀四大傳記”之一。《張居正大傳》開創了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一條新路，是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開山之作。

　　“大傳”之為體

　　1941年，朱東潤所在的武漢大學中文系開始設置“傳記研究”課程，于是有教師開設韓柳文專題。但朱東潤認為：“傳記文學也好，韓柳文學也不妨，但是怎樣會在傳記研究這個總題下面開韓柳文呢？”（《朱東潤自傳》）這引起了他對“傳記”這一體裁的思考。

　　朱東潤早年留學英倫，對歐洲傳記，特別是英國作家的傳記，下過一番功夫，對西方的傳記理論、傳記作品和傳記作家都非常熟悉。回國任教后，他又多方搜集資料，寫成十余萬字的《八代傳敘文學述論》，對中國古代的傳記文學作了一番梳理。在傳記文學研究方面，他有著比前人更廣闊的視野和更深厚的學養。在他看來，從秦漢的史傳，魏晉的碑志到唐宋的墓銘、行狀，明清的文集、年譜，乃至西方傳記學者和作家重視的自敘、回憶錄、日記、書信，中外傳記文學的體裁各有優勢，也都有各自的局限。于是他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替中國的傳記文學作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張居正大傳·序言》）。

　　目標既定，就要考慮寫法的問題。朱東潤認為，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可謂家喻戶曉，但“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系，而后才有敘述的機會”；斯特萊切的《維多利亞女王傳》，言簡意賅，“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的豐神”，但又失之太簡；最后，朱東潤決定做一種“有來歷、有證據、不忌煩瑣、不事頌揚”的作品。這幾條原則看似平常，實際上對寫作者的要求是很高的。

　　對于這種前所未有的新題材，朱東潤將其命名為“大傳”，對此他也作了一番解釋：“‘大傳’本來是經學中的一個名稱，《尚書》有《尚書大傳》，《禮記》也有大傳，但是在史傳里從來沒有這樣用過……既然列傳之傳是一個援經入史的名稱，那么在傳記文學里再來一個援經入史的‘大傳’，似乎也不算是破例。”在創作《張居正大傳》之前，朱東潤曾作《史記考索》《漢書考索》《后漢書考索》，對史傳的寫法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傳統史傳對同一事同一人的記載，常有所謂“互見”的筆法，讀者往往在某人的傳記中得到一種印象，而在其他人的傳記中，甚至在史書的幽微隱晦之處，又會發現這個人的另一面。顯然，朱東潤所創立的“大傳”，既沿襲了傳統史傳“解說經義”的宗旨，又有不忌煩瑣、敘事完整生動的文學特色，并非傳統史傳一字含褒貶的“春秋筆法”，而是一種融匯中西傳記傳統的新嘗試。

　　對今天的讀者來說，所謂“傳記”，似乎本該如此，但在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這還是一條沒有人走過的新路。本書的開創之功，正在于此。

　　“張居正”之為題

　　體裁既經確定，接下來便要選擇一位傳主。朱東潤認為，對一位優秀的傳記文學家來說，無論人物大小，任何人的一生都可以寫成一部優良的著作，但一個平常的人物難以引起讀者的注意，所以還是要從偉大人物著眼。傳主的時代不能太遠或太近，太遠了對讀者來說有隔膜，太近了則會因為我們還生活在他的影響之下，難以形成全面的認識。

　　除此之外，時代的影響也至關重要。朱東潤創作此書時，正值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時期，他親見戰火蔓延、民生困苦，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充滿憂慮。身在后方，又對當時政府公文政治的作風深有體會，也深為不滿，他在1941年重慶出版的《星期評論》上發表討論唯名主義的文章，意在批評當時政府只重言論、公文而不顧實情的作風。有感于這樣的內憂外患，作者最終選擇了張居正，對此，他解釋說：“第一，因為他能把一個充滿內憂外患的國家拯救出來，為垂亡的明王朝延長了七十年的壽命。第二，因為他不顧個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罵，終于完成歷史賦予他的使命。他不是沒有缺點的，但是無論他有多大的缺點，他是唯一的能夠拯救那個時代的人物。”（《朱東潤自傳》）

　　朱東潤把張居正作為一個“救國救民的范本”來寫，并不完全出于自己的主觀判斷。事實上，《明史紀事本末》中即對張居正有“救時宰相”的評價，他對當時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是有貢獻的。

　　寫作的“出”與“入”

　　20世紀30年代，朱東潤已經對歷代史傳做過系統的研究，決定創作本書之后，他又查閱了《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紀》《明史稿》《明會典》《張文忠公全集》等史料，做了大量的資料收集工作。在實際寫作中，他有意避免唐宋墓志那種“諛墓”的習氣，要求自己言必有據。今天看來，最終問世的作品也達到了他自己的期望，對傳主既不一味頌揚，也不專事批評。但作者對張居正的總體評價是正面的，加之熟悉史實，對張居正的言行有設身處地的理解，因而行文中常有感情流露。例如，講到張居正因關照徐階后人而招致高拱及其門人的攻擊，朱東潤寫道：“黑暗中的動物沒有道義，沒有感情；他們也不相信人類還有道義和感情。”顯然，作者認為張居正此舉是出于道義和感情，而不是更復雜的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作者也時常抽離歷史語境，以旁觀者的視角為讀者分析局勢。比如萬歷即位之初，作者對張居正與慈圣皇太后、神宗和馮保的關系做了一番分析，使讀者對張居正所面臨的復雜局勢有大體了解；再如對爭議頗多的“奪情”一事，作者援引眾多史料，從皇帝的態度、百官的態度到張居正的個人感情、現實考量等諸多方面，條分縷析，說明在這樣一場牽涉眾多的巨大矛盾中，是不同立場的人物出于各自目的所作的選擇，共同造成了最后的局面，為張居正的結局埋下了伏筆。作者也不是一味同情和頌揚，對傳主的某些缺點乃至污點，只要是史有實據的（比如張居正的專權、貪污），也并不避諱。

　　傳記是寫人記事之作，用朱東潤的話來說：“對話是傳記文學的精神，有了對話，讀者便會感覺書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但我國傳統的史傳文學都是以文言寫成，這就帶來一個問題：付諸筆下的口語變成了文言，人物說話都是“之乎者也”，讀起來頗不生動。朱東潤又援《史記》改寫《尚書》之例，認為史籍中的文言對話是可以轉寫的。但同時他也意識到，轉寫的結果應當是明代人的口語而非現代人的口語，于是他以張居正奏疏中保留的對話為據，對史料中的文言進行了改寫，所以我們才能看到諸如“說與皇帝知道”“與先生酒飯吃”這樣生動的口語。翻閱明代的官方史料和私人書牘，不難發現，這樣的改寫工作是頗費工夫的，作者必須精通文言，又對白話運用純熟，才能恰到好處地把握“古”與“今”的分寸，寫出現代人能看懂的“明代人的話”。

　　《張居正大傳》既能借助大量材料還原歷史，讓讀者身臨其境，又能以旁觀者的視角為讀者剖析人物事件，窺見歷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在“當時”與“今日”之間自由出入而游刃有余，是這部傳記的高明之處。

　　（作者：李若彬，系中華書局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