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書寫工具與載體的相依相契——文房的前世今生與漢字成形的時代特征

　　作者：雷黎明（浙江工商大學浙江省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研究院研究員、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

　　“文房”一詞始見于南北朝文獻，《梁書·江革傳》載：“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這里的文房指官府掌管文書之處。至唐，文房被用來泛指書房，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文房長遣閉，經肆未曾鋪。”宋代以后，文房逐漸成為傳統漢字書寫工具和載體，即筆、紙、墨、硯“文房四寶”的省稱。縱觀漢字發展歷史，正因有其書寫工具和載體作為物質依憑，才得以生生不息，世代傳揚。漢字發展史，也是漢字書寫工具和載體的演變史。

　　1.刀筆·質地堅硬的實物載體：漢字契刻成形

　　《易傳·系辭下》載：“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言上古無文字，結繩以記事，后不敷使用，圣人便發明書契文字。“書”“契”連用，正說明兩者在成就人類早期文化符號時，相依相隨，難斷區分。

　　新石器時代，彩陶出現，實現了人類進化史上一次質的飛躍，而孕育漢字淵源的陶紋刻畫，也讓“書”“契”各自發軔：陶紋出自筆涂，刻畫出自刀契。山東大汶口陶文，書寫和契刻并存，足見其時筆已出現，只是極為簡陋，或如元代陶宗儀在《輟耕錄》中所言：“以竹梃點漆而書”，即用小竹棍蘸漆料以書寫。時過境遷，大量原始社會的陶器刻符仍留存至今，無不展示著史前中華文明遺跡的成形主要以刀錐為筆，以陶面為紙。近年來，二里頭文化考古新發現為漢字起源研究引入了源頭活水。研究表明，其多樣的象形符號與商代象形文字存在承繼關系，而這些象形符號多刻畫于陶器表面，進一步說明刀錐和陶器構成了漢字系統創制前期的“文房”。

　　殷商時期，漢字大量創制，用于書寫的柔毫一直存在，但商王朝獨特的卜筮需求讓龜甲獸骨成了漢字的主要載體。在堅硬的甲骨上“鉆鑿陳卦”以“通神”，除了“書之”，更需“契之”。“筆”字初文為“聿”，甲骨文正像手持筆之形。“契”字《說文解字》作“栔”，“刻也”，以“丯、刀、木”會意，“丯”為刻痕，“刀”為刻具，“木”為契刻材料，載體雖有不同，但成形方式未變。

　　西周時期，宗法制度建立，禮樂文化大興，經久耐用的青銅器具成了漢字的主要載體。銅器銘文的成形，范鑄為主，刀刻為輔，而對于范鑄所用之泥模，也非刀具不可成。“則”字金文從“刀”從“鼎”，為會意字，“刀”為銘刻工具，“鼎”為銅器代表，顯然其造字意圖是以刻銘銅器為“法則”，這種“法則”的內涵或許較為豐富，但應包含著成就泥范時對文字視覺形態美化的刻削刮磨，仍然未離開刀具的參與。

　　甲骨也好，青銅也罷，都帶有濃厚的權力地位象征。春秋以降，漢字的日常書寫需求迅猛增加，促使同樣的“刀筆”工具，開拓出了更加廣闊的“契刻”天地：石玉、磚陶、碑碣、摩崖、璽印、貨幣，材質多種多樣，形態各不相同，但漢字的成形仍然是“刀筆”的杰作。別具一格的“文房”內涵，成就了早期漢字的形態體勢，也開啟了漢字發展與“文房”演變密切呼應的時代風貌。

　　2.軟筆·簡牘向紙張演進：漢字書寫成形

　　東周時代，完全撇開毛筆的刻畫性金文出現，讓毛筆書寫文字的情形日漸衰微。但值得慶幸的是，毛筆被一步步逼出宮廷御用書寫場合的同時，卻在民間日常應用中覓到了更加廣闊的用武天地。從玉石到簡帛，從契約到典籍，毛筆在漢字書寫中的權威地位漸漸得以確立。

　　據后唐馬縞《中華古今注》載，蒙恬始作秦筆，以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以羊毛為被，謂之“蒼毫”。今天，素有“妙筆之鄉”之稱的河南項城孫店鎮仍然流傳著蒙恬拔兔毛制筆以傳令的民間傳說。然而，1954年，湖南長沙左家公山戰國楚墓發掘出一支保存完整的毛筆，筆桿長18.5厘米，一頭剖為四片，夾兔毫于其中，以麻絲纏束，其形制與今日毛筆近似，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毛筆實物。

　　毛筆的大量使用，使其需要尋求與之匹配的載體，于是，取材方便，容易整治的簡牘成了最佳選擇。簡牘作為漢字載體，應不會晚于商代。《尚書·多士》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甲骨文“冊”字作兩條繩索將數條竹木簡片編連成冊形；“典”字從廾、從冊，表示雙手捧握簡冊。簡牘的大量使用，實現了漢字的書寫自由，也大大提升了漢字的書寫速度。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著書立說，正是得益于簡牘的廣泛使用。近些年來，大量戰國楚地竹簡文獻出土刊布，有力地證明至遲在戰國時代，簡牘已然成了最為重要的漢字載體。毛筆和簡牘成為“文房”的核心內涵，讓漢字的成形迎來了真正意義上的書寫時代。不過，簡牘易燃、易裂，搬運不便，空間有限，作為漢字載體，仍受到諸多實踐性制約。相傳，秦帝日批公文百廿斤，是為真實寫照。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科技文化日新月異，新的文字載體紙張呼之欲出。

　　紙張的出現無疑是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場革命，它比此前出現過的任何一種文字載體都具有更大的優越性。早在西漢時期，我國先民就嘗試用各種材料制成了所謂的絮紙、麻紙。到了東漢，蔡倫改進造紙工藝，紙張作為價廉實用的載體，很快得到普及應用，簡牘迅速退出了歷史舞臺。往后，歷朝歷代的造紙技術愈發精進，給漢字書寫與文化傳播帶來了革命性進化，“文房”的真正內涵也得以實現。唐宋時期，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相繼發明，解放了漢字抄寫的桎梏，漢字與歷史文化的傳播得到了史無前例的增強。

　　3.硬筆·科技元素與虛擬數字化介質：漢字多元成形

　　東漢時期，佛教傳入我國，一時抄寫經書盛行，西方書寫工具東漸。至唐代，吐蕃人將竹筆帶入西域，漢民族也開始使用硬筆進行漢字書寫，但使用范圍有限。20世紀初，中西文化交流逐漸密切，融入科技元素的硬筆傳入我國。1928年，上海自來水筆廠創建，國產鋼筆開始批量生產，鋼筆的使用逐漸普及。隨后，鉛筆、圓珠筆等書寫工具也在我國開始使用并迅速發展普及，漢字書寫迎來了硬筆時代。

　　步入信息化社會，電報、電話、電視等相繼發明和應用，讓文化信息得以通過語音、圖像來儲存和傳播；特別是伴隨電子信息技術及網絡技術的開發和應用，漢字載體的成員增添了磁盤、光盤等虛擬數字化介質，使得漢字的成形能夠借助數字化技術的編碼、解碼而輕松實現，也能夠在紙、碑、石等傳統載體和電子屏幕等數字化載體之間自由轉換。漢字的書寫工具和載體邁入了全新發展時代。

　　正如有學者所言：“電子計算機的使用，是人類文化發展史上繼造紙術、印刷術、打字機之后第四次偉大的文化工具的革命。古老的方塊式漢字終于適應了這場革命，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情。”科學技術推動“文房”的內涵發生著巨大變化，“文房”反哺了漢字的多元化成形。

　　縱觀“文房”的前世今生，書寫工具“刀筆”在陶碣、甲骨、鐘鼎等堅硬載體的次第實踐中走向了衰微；“軟筆”在簡帛向紙張劃時代的演進中異軍突起；近代以來，“硬筆”與紙張“切磋磨合”的同時，科技元素的介入讓書寫工具和載體走向了多元。但不論如何，書寫工具與載體相依相存，相互成就。書寫工具迭代更替，總會在與時俱進中適應最佳的承載客體；載體移時變革，一直在物競天擇中契合獨特的書寫工具。

　　時至今日，漢字信息的交流與傳播幾乎離不開數字化介質，承載著幾千年歷史文化的古老漢字與現代科技完美結合，使得漢字文明的魅力與光彩更為耀眼。

　　《光明日報》（2024年08月25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