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左傳》敘事的情景再現

　　六經之旨要在于匡扶時政，濟世經邦，其文辭雖異，但最終目的都可歸于政教，故群經言辭尚質黜華，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其敘事義正而不邪，事信而不誕，尤其是史家之筆，更以不虛美、不隱惡的良史直書精神為天下所聞。然身為經、史之書的《左傳》卻在敘事行文中植入一些“虛飾”內容，如鉏麑死前之言、介之推母子之論、驪姬臥榻之語，帶有明顯的虛造色彩。對此，前人紛紛給出自己的解讀緣由，或視其為史官“實錄”，或以隨筆、閑筆釋之。綜而觀之，前人的說辭僅為各釋己意，皆有不完善之處。

　　早期社會，人類最為關心的無非是生存與繁衍，于是古圣之言行便成為后人依循之法則，奉天法古以續王道，此乃史錄之初心。隨著史學的發展，不僅圣哲之道、前賢之美成為史家關注的核心，而且往世之痛、前車之鑒亦為史錄所容。

　　但在文字生成之前，“史”的承載方式只能借助實物標識與人腦記憶的密切配合，這就是結繩、刻木記事方式的實際操作形態：一方面借助實物或符號來留存持久性的提示信物；另一方面借助人類大腦的記憶功能，將具體信息口耳相傳，代代相續。即使在文字時代之初，由于文字自身的不成熟以及書錄工具的原始化，人類依然承續著“紀說合一”的記事模式，于是就有了《世本》《春秋》等提要式書錄文獻，與其相配的依然是大腦記憶的口傳信息（此等信息在后世陸續轉化為文本信息，這就是《左氏春秋》等早期“傳”文的生成由來）。這些口傳信息在后世的傳播過程中，要發揮的本職功能是以史為鑒，正如《春秋繁露》所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尚書·說命》所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而歷史信息的載錄不可能都是全景式的，總會有一些歷史情節的斷層和缺失，如驪姬的臥榻之語、鉏麑的死前之嘆，造成了古事宣講的割裂，帶來了無信于后的教化危機，于是肩負訓化王子王孫職責的說古者針對材料記錄的不完整，往往借助推理、想象對其予以全景式的調整或“填補”，這是符合古事宣講目的的，恰如錢鍾書《管錐編》所說：“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柯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中也認為：“正是這種活動溝通了我們的權威們所告訴我們的東西之間的裂隙，賦給了歷史的敘述或描寫以它的連續性。”以《左傳》為代表的早期史傳文的敘事即合乎這一特點，“《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枯者腴之”（劉熙載《藝概》）。這種補漏式的情節敘事方式，我們稱之為情景再現。

　　情景再現，也稱場景再現，荷蘭紀錄片大師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稱之為“重拾現場”或“復原補拍”，是歷史紀錄片創作中由于史實資料的缺失而在敘事中采取的一種無奈而有效的表達手法，它通過事件發生場景的推理性恢復，盡可能真實地展示事件的整體發展脈絡，借以提升作品的感染力。

　　早期史傳文的情景再現與小說創作中的虛構技法，既相似，又相異。相似的是，二者皆非“眼見”之實，都需要借助豐富的想象去構建完整的情節。相異的是，二者本質不同。后者是建立在生活真實基礎之上的藝術“虛”構，它可以憑空幻想，甚至虛造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事物，只要不違背基本的生活邏輯，它就是合理的藝術真實，如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前者必須建立在歷史真實基礎上，是整體事件個別環節的恢復性“填充”，是有事實依據的推斷性“還原”，“作史者據往跡、按陳編而補闕申隱，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則至當不可易矣”（錢鍾書《管錐編》），如警察探案過程中的合理推斷一樣。這種合理推斷早在春秋時期的紀傳文中即已使用，如鉏麑的死前之言，整個情節中，刺殺的起因、結果皆有明確記載，唯獨中間的銜接部分以及因果的轉換出現了遺漏。史家依據情節的前后關聯，推斷式填充了中間的“鉏麑之嘆”，完善了歷史事件的情節脈絡，提升了“以史為鑒”的宣講效果。

　　受師承、記憶、表述以及場域、受眾等諸多口傳因素的影響，宣講者不同，情景再現的填充內容也會有所差異。鉏麑刺殺趙盾，《左傳》《國語》《史記》《公羊傳》皆有講述，所述情節也大致相同：奉君命入戶刺殺趙盾—因趙盾之德不忍下手—君命難違陷入困境—舍生取義選擇自殺。四者所記刺殺敘事，其中共同缺失的應是入戶之后至自殺前的言行舉止。因其無人所見，自然也就無人所錄。為了敘事的完整，只能憑借合理的想象推測式填補這一環節。但不同的口傳途徑，所生成的填補細節也會有所不同，于是《左傳》《國語》內容宣講者采用的是“藏于樹后”集中表述的方式，來構建鏈條環節的完整；《公羊傳》內容宣講者則采用移步換位全景式敘述的填補模式，更接近生活真實，邏輯性也更為嚴密；《史記》內容宣講者則揀其粗枝大葉，略其細枝末節。不同路徑彼此之間的差異，蓋由古事口傳者臨場而為所致，“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章學誠《文史通義》），但綜其填補之根本，在于構建敘事鏈條的完整合理，借以提升宣講的實際效果。

　　除了追求敘事完整等客觀填補目的之外，《左傳》等史傳文的虛飾現象也與明義的史學道統息息相關，這也是填補內容多為話語、多為思想表述的原因所在。

　　縱觀《左傳》等春秋史書，勸善懲惡是其本體性追求，正如楚大夫申叔時論太子之教時所云，“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國語》）。以董史的“趙盾弒君”論為例，可以清晰辨別“寓義”本體論與“實錄”本體論的差異。由實錄角度觀之，弒靈公者乃趙穿也，董狐錄曰“趙盾弒君”，有違事實。但在春秋史家“寓義”的史學觀念之下，“趙盾弒君”合理地詮釋了史“義”所在：身為正卿的趙盾在弒君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而史家就是要通過這種“春秋筆法”對歷史事件以及其中的人物予以譽毀褒貶，從而體現出褒善貶惡的社會道義，最終起到教化人心的政治目的，故圣人美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左氏春秋》）

　　總之，先秦之史貴在實錄，更重寓義，正如孔子所言，史實記錄的目的不在其自身，而在其所寄寓的道德義理，“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秋繁露》），這才是“春秋”史筆的動機所在，這也決定了春秋史筆“再現”內容的主體及思想傾向。由此觀之，也就不難理解，明明大家都認定的虛造內容，為什么“春秋”史筆皆不刪除，因為這些虛造的內容更好地承載了史家所宣之德，所明之義。

　　以《左傳》中的鉏麑之嘆為例，這段內心獨白正是整個刺殺事件所寓之義的精髓所在——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當仁德道義沖突于自身利益時，勿以私害仁，勿以利害義，即使為此而獻出生命。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可以說，史家借此情景再現達成了史實記述與義理展現的雙重效果。正因如此，劉向《說苑》中非常明確地將這一情節編入了“立節”類。

　　《左傳》中，學人最為質疑的驪姬夜泣一節，若由“明義”入手，自然也就理解了“春秋”史家的苦心所在。在男尊女卑的社會環境中，古人常視紅顏為禍水，“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尚書》），賢妃貞婦可以顯家，孽嬖私寵足以亂國。驪姬，以美色獲寵；申生，以仁賢聞于諸侯；晉獻公，雄晉的奠基者，聰明睿智，能力出眾。明智的父君殺死仁賢的嫡長子，原因何在？若按實所記，我們只知驪姬寵于獻公、獻公逼殺申生、立驪姬之子奚齊為太子等外在環節，至于殺子的內在原因，無從知曉，更為關鍵的是，若按實記錄則私寵誤國的祖上遺訓無以昭明，于是“夜泣”一節應運而生。也就是說，“驪姬夜泣”一節，雖為再現虛造，但不可刪除，因其最能展示孽嬖亂國的先祖遺訓。

　　綜上所述，《左傳》等早期史傳中的“再現”內容，并非向壁虛造，而是古事宣講過程中，口傳者在客觀需求（情節的完整）和主觀愿望（教化以明義）的驅使下，不得不增飾的內容，它不僅不能隨意刪除，而且承載著布德明義的重大使命，并以一種典型的身份、象征的意義永久駐留于文化傳承的“歷史”記憶中。

　　（作者：葛剛巖，系新疆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