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重推】敦煌寫本及相關學說敘談

　　張涌泉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敦煌文獻為中心，敦煌文書學、敦煌寫本學、古文書學等日益受到重視，寫本學及相關研究也呈現勃興之勢。

　　拙著《敦煌寫本文獻學》（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初版），就是在這一學術背景下進行的探索。然而，敦煌文獻只是寫本文獻的一小部分，敦煌寫本文獻學也只是寫本學的一個分支，視野和深度不免有所局限。因此，在進一步深化、修訂后，近期又推出《敦煌寫本文獻學》（增訂本），筆者想對寫本及相關學說談一點看法。

　　介乎“刻”“印”之間

　　我國古代文獻的傳播體系分為銘刻、寫本、印本三個階段。銘刻是指用刀、鑿或硬筆在甲骨、銅器、陶器、碑石上刻寫，傳世的文字資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印本是指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文獻，宋以后通行。寫本出現的時間居于二者之間，是指用毛筆或硬筆蘸墨或朱砂在竹、木、帛、紙等材料上抄寫的文獻。春秋時期，竹簡、木牘、縑帛逐漸成為書寫材料的主體。東漢時期，蔡倫改進造紙術。魏晉后，紙張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于是書籍的流傳從簡帛時期邁向了紙寫本時期。

　　從文獻學角度來看，寫本承前啟后，是中華文明傳承的重要載體。唐代以前的古籍流傳至今，必然要經過宋代以前一次又一次手抄相傳的過程。這些寫本文獻因去古不遠，比宋以后的刻本更接近古人著作原貌。因此，寫本是古書整理校勘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隨著敦煌文獻等大批寫本古籍出現，原先的許多疑難也迎刃而解。

　　如宋人編的韻書《廣韻》，據說改編自隋陸法言《切韻》。但宋代以后《切韻》失傳，直到敦煌文獻被發現和系統整理后，人們陸續發現了《切韻》寫本近五十個卷號，它不僅使我們窺知《切韻》原書的大致面貌，了解唐五代人對其增訂情況，也使我們得以更深刻地了解《廣韻》和《切韻》之間的關系。

　　數量頗豐 內涵頗富

　　到了晚唐五代，雕版印刷開始流行。雕刻版面雖然需要大量的人工和材料，但雕版完成后一經開印，就顯示出效率高的優越性。宋代印本流行以后，寫本古書風光不再，以致到了明清以后，人們面對的文獻基本是印本，寫本古書鳳毛麟角。清末，國內外科學家和探險者先后在甘肅、新疆、陜西一帶發現了一些早期寫本文獻，包括西漢文景時期的古地圖、晉代《戰國策》《三國志》寫本等。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打開，其中有大批唐代前后的寫本文獻，震動了世界。此后，又有吐魯番文書、黑水城文獻、宋元以來民間文書、明清檔案等眾多寫本文獻陸續公之于世，寫本文獻的數量一下子充盈起來。

　　據統計，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黑水城文獻總數分別為5萬、7萬、2萬件左右，宋元以來民間文書的總數尚無法預估，但其中僅徽州文書總數就在100萬件以上，明清檔案更是多達2000萬件。筆者以為，寫本文獻數量之豐、類型之廣、內容之富，足以與刻印文獻比肩，共同組成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

　　除典籍外，寫本文獻中有大量反映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公私文書，如名籍、戶籍、田籍等籍賬文書，買賣、佃租、雇傭、借貸等契約文書，律、令、格、式、判集等法令文書，什物歷、入歷、破歷等會計文書，社條（社邑章程）、社牒狀（社人向社司打的報告）等社邑文書，還有慶經文、生男女文、滿月文、入宅文等齋文、書儀范文，包羅萬象。其作者多為仕子學郎，所抄文本多屬于原生態的民間文獻。這些寫本可以復原豐富多彩的百姓社會生活，是我們研究“民史”的寶貴資料。

　　“新發現”“新學問”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寫本文獻的發現和刊布，的確催生了一批新學問。諸如吐魯番學、敦煌學、徽學、古文書學等，都是在發現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又如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中的變文、曲子詞、王梵志詩，以及愿文、契約等社會經濟文書，宋元契約文書，包含著大量的方言俗語，為漢語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孕育并推動了中古漢語、近代漢語、俗語詞研究等一些新興學科的誕生和發展。

　　面對如此巨量的寫本文獻，要正確整理、準確理解并弘揚利用，就需揭示、把握古代寫本的特點。事實上，寫本文獻在形制、內容、字詞、校讀符號等許多方面都與刻本文獻大異其趣，面貌迥殊，有必要從“版本學”中分化出一門獨立的“寫本學”進行專門研究。敦煌學家方廣锠曾說：“敦煌藏經洞發現之前，中國傳世的宋以前寫本極為稀見，大多深鎖于宮掖，少數秘藏于私家。一般的學人，既難得一睹，亦無從研究……后人論古籍，言必稱‘版本’，且唯以‘宋版’為矜貴。”由此，敦煌遺書還將孕育一門新的學問——寫本學，這一學問的產生將對中國中古學術研究的進一步開拓作出貢獻。

　　存“亡”接“絕” 重煥文明

　　敦煌寫本上起魏晉，下訖北宋初年，正好反映了寫本文獻從興起、發展至逐漸被刻本取代的過程，是研究“寫本學”最為豐富的資料。因此，撰寫一部系統全面的敦煌寫本文獻學通論性著作，是提高敦煌文獻校錄整理質量的需要，也是構建寫本文獻學理論體系的基石。有鑒于此，近半個世紀以來，敦煌寫本文獻學的建設被一些學者提上議程并付諸實踐。

　　20世紀80年代初，藤枝晃認為“從幾萬件寫本中發現它的共同規律，是十分必要的工作”（《敦煌學導論》），他還身體力行，從敦煌寫本的形制、紙張、字體、斷代、辨偽等方面對“寫本書志學”做了開拓性的工作。稍后，林聰明撰寫的《敦煌文書學》，是較早的一部敦煌文獻學通論性著作。榮新江所著《敦煌學十八講》是一部敦煌學的概論性著作，其中第十七講從“紙張和形制”“字體和年代”“寫本的正背面關系”及“敦煌寫本的真偽辨別”等角度，就“敦煌寫本學”展開了討論。鄭阿財《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系》一文，把晉唐稱為“以紙張卷軸為主的‘寫本時期’”，他認為“建構‘寫本學’……既是研究敦煌文獻之基礎，也是研究日本古寫經，乃至于漢字文化圈中的韓國、越南漢文寫本之重要基礎”。拙著《敦煌寫本文獻學》，以7萬多件敦煌寫本為主要研究對象，對其語言和抄寫體例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以上著述，所論限于敦煌寫本，有必要拓而廣之，上延下展，把研究范圍擴大到更多寫本文獻，并在研究文獻內容的同時，留意寫本物質形態，開創一門新的寫本學。學界同仁需要在全面普查、深入研讀的基礎上，對寫本的形制、紙張、筆墨、類別、內容、價值、語言、字體、符號、題名、斷代、綴合、辨偽、校勘等方面的問題進行系統透徹地研究，從而為涵蓋所有寫本文獻、規模更為宏大的寫本學的創建打下堅實的基礎。

　　（《敦煌寫本文獻學》增訂本，張涌泉著，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