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關于會寧進士劉慶篤的前言后語

　　武志元

　　公元1912年2月12日,宣統三年臘月二十五，北京城里，寒風凜冽。百姓們忙著置辦年貨，朝堂上卻是憂心忡忡。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見儀式,在養心殿里舉行。當隆裕太后帶著6歲的溥儀宣讀完退位詔書后，聲淚俱下，撕心裂肺地哭訴著：無顏見列祖列宗。是啊，從順、康、雍、乾、嘉，到道、咸、同、光、宣十帝，共276年的國祚，就在他們孤兒寡母的手中圈上了句號，能不傷心落淚嗎？這里，我所關心的是身為二品大員的會寧進士劉慶篤，當時究竟在不在朝？見證那一幕了沒有？

　　當我閱完周大勇編寫的《會寧進士劉慶篤》時，雖未發現任何蛛絲馬跡，譬如雜記、追憶之類，但也生發了不少隨想與叩問。

　　一、“插天”的文筆

　　劉慶篤1870年出生在會寧縣城東關，父親為“清吏員”，他自幼聰慧，過目成誦，13歲中秀才，19歲中舉人，25歲中進士。隴上名人范振緒稱其為“藜閣名家，枝陽世族。初登桂籍，旋講柳湖，待報捷南宮，遂票簽于內閣，是大手筆，入小軍機”。奇的是劉慶篤在中舉之后的鹿鳴宴上，吟詠的“文筆插天云作篆，詞瀾浴日藝成龍”的聯句，幾乎是對自己鴻鵠之志的精準預言。這時的他，躊躇滿志，豪氣沖天。他成了皇帝身邊的“小秘書”,整日里起草諭旨，出納王命，不是在“文山”中，就是在“會海”里，踐行著“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士人信條。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劉慶篤學業好、“就業”好，是典型的學霸。但從歷史的角度看，無疑是正確的“廢話”。這里我引用一組數據，據科舉制度研究者統計，我國自隋唐開科取士以來，至少考中進士98749人，其中清代26848人。清代共開考112次（三年一次），平均每次錄取進士300余人,也就是每年100人左右。甘肅在清代共中進士343人、會寧20人。掂量這些數字，就可以看出進士的“含金量”，恐怕要遠勝當今的“雙一流”。他們無疑是那個時代的高級精英人才，歷史上許多文學家、政治家、大學者，大多是進士出身。

　　從平均每年100人的錄取率，可以想象“文筆插天”，何其難也。姑且不說劉慶篤“三更燈火五更雞”的“備考”，也無從查證他究竟有無“頭懸梁，錐刺骨”的“寒窗”之苦，單就那時候赴京趕考的旅途顛沛與盤費之大，也非常人所能承受。我們從左宗棠在1873年給朝廷關于陜甘分闈的奏折中看到，甘肅府距西安“近者數百里，遠者蘭州以西，則三千里或四千里”“邊塞路程悠遠，又兼驚沙亂石，足礙馳驅，較中原行路之難，奚啻倍蓰！士人赴陜應試，非月余兩月之久不達。所需車馱雇價，飲食芻秣諸費、旅費、卷費，少者數十金，多者百數十金……竟有考生不能赴鄉試者，皓首窮經，一試無緣”。

　　回過頭來，我們看今天的高考，考場都設在本縣域之內。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乃至普及化，今非昔比，讓我們感慨良多。

　　二、歷史的悲憫

　　劉慶篤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可謂是春風得意，高歌猛進，主要取決于他的“個人奮斗”。但步入社會，許多事就由不得他了。丁憂守制之后，他重返京師，正是三十而立，宏圖大展時，怎奈庚子國破，八國聯軍進北京，慈禧、光緒一干兒人馬跑到西邊“打獵”去了，他也隨扈而行，不離不棄。此時的種種跡象表明，大清已是風雨飄搖，而新桃換舊符，已趨定勢。憑他一己之力，難挽狂瀾之既倒。掌管晚清權柄47年之久的慈禧已是心殫力竭，罵名滔天。光緒的百日維新，以六君子上斷頭臺而告終。清廷已朽，茍延殘喘，四周已布滿干柴，正巧遇上了武昌城里那一支槍的意外走火。終于風助火力，挽歌響起，曲終人散。

　　我們想知道的是，處在風狂雨驟的政治中樞，劉慶篤是帝黨呢，還是后黨？他是侍奉那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皇上呢？還是效忠于那個可恨又可憐的老女人呢？

　　言說劉慶篤，這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慈禧青年喪夫、中年喪子，晚年喪國，是大清的掘墓人，可憐又可恨。當時的外交家郭嵩燾曾用“一味蠢，一味蠻，一味詐，一味怕”的12個字，歸納了晚清外交。洋人的堅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擊碎了“天朝上國”的夢。慈禧的宿命，應了杜牧在《阿房宮賦》中寫的:“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慈禧的乾綱獨斷，導致了清廷的覆亡，也給劉慶篤的人生帶來了劇烈跌宕！

　　沒有叩問，就難以走進歷史，就無法用歷史的語境，厘清其復雜與詭異。

　　沒有悲憫，歷史也就沒有溫度，也就無法找到歷史與我們今天的關聯。

　　生逢辛亥，劉慶篤的“命運交響曲”在42歲畫上了一個休止符。如果沒有那一聲槍響，以他的二品之銜，若能外放湖廣、兩廣等地歷練歷練，這個年紀正是修齊治平的黃金期。然而，歷史是沒有“如果”的！

　　讓人心生疑問的是“劉慶篤年譜”里顯示，他是1914年才回到會寧的。那么，從1911年到1914年的3年，他逗留京城，又在干什么呢？

　　大勇的文字里，語焉不詳。

　　由于民初的當權者大都在前朝供過職，與進士階層屬于舊雨新知，他們對科舉出身的人員比較平和友好，只要稍稍運作，還是能謀到一份差事的。

　　三年的盤桓與滯留，劉慶篤是難舍難分？還是在尋尋覓覓呢?

　　讓我們將鏡頭拉回到那些年的北京城:袁世凱、段祺瑞、張勛、徐世昌……一個個政治狂人，把時局整得很亂，把水攪得很渾。從皖系、到直系、奉系，像走馬燈似的，不停地換“馬甲”，真正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狠人上場，猛人翻車，愚人出局，高手登臺。時不時地，還有革命黨人行刺的夜半槍聲。

　　當然了，作為那個時代科舉出身的知識分子，都面臨一場艱難的抉擇，是“一臣不事二主”，還是順時應變，再顯身手呢？

　　古人有以詩述史，以詩代記的傳統。或許，我們的問號，在劉慶篤5集的《鏡仁堂詩草》中就有抒發和表達，遺憾的是，這本詩集找不見了。抑或是在清末民初與他有過交集的人物史料中有記載。倘有感興趣者，可循此鉤沉。

　　三、無奈的解藥

　　心病，還要心藥治。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或曰魏晉風骨，詩酒年華。這些藥方，都是現成的。服用與否？劉慶篤在彷徨中猶豫了三年。最終，他遠離了廟堂的喧囂，如同納蘭性德詩中寫的：“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我們可以推想，在一個夕陽西下的黃昏，他踩著“七十二道腳不干”的泥濘，回到了祖厲河畔那座彌漫著鄉愁的老屋。

　　他的人生，從此“翻篇”了。

　　他給自己的書房，起名“懶隱齋”，自題楹聯：“引壺觴以自酌，無案牘之勞形”。上聯取自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下聯取自劉禹錫的《陋室銘》。這，就是解藥，他，釋懷了。

　　古往今來，一個人最深的腳印，往往留在最泥濘的路上。

　　或許今人為劉慶篤嘆惋悲憫，只緣劉確屬少年得志，起點高，所以期望值就高而已。按常人論，他已經是門楣光耀，可圈可點的人物了。何況，世間沒有一馬跑出頭的人生，每個人都有酸甜苦辣，榮辱沉浮乃尋常事。

　　歸隱后的劉慶篤似乎淡出江湖了。但從后來發生的事，我們可以看出，他想“隱”，也“隱”不了；想懶，還懶不成。他被請“出山”，先是主編纂修《會寧縣志續編》，后又擔任《甘肅通史稿》總校，還為鎮原、隆德等縣志以及友人著述作序題詩。

　　1919年他母親去世,時任“大總統”的徐世昌送來了挽匾。他在一代京劇大師梅蘭芳寄來的劇照上寫道：“九畹（梅蘭芳，字畹華）云界石根斷，寥落西飛雁”。那年頭，照相是貴族們玩的事，寄贈照片，勝似今天的名人字畫交流，梅氏不避前朝舊臣之嫌，寄來玉照，可見兩人交情甚篤。劉比梅年長20余歲，有音樂天賦，時人言其“凡音樂技藝一學即會”。劉善胡琴，兩人在京劇藝術方面有很多交流。辛亥年后，劉掛冠歸里，梅為其治辦行裝，剪除發辮。后知劉生活窘困，曾數次郵資接濟之。

　　由此我又萌生一問：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恢復帝制，做了83天的皇帝夢；1917年6月，張勛率5000“辮子兵”，擁戴溥儀復辟，掛了12天的龍旗，等等。身處天高皇帝遠的會寧，劉慶篤知道嗎？倘若知道，他又會有何反應呢？

　　耦斷了,絲還連否?

　　1929年（民國十八年），會寧荒旱，地方不寧，劉慶篤旅居蘭州。

　　1936年10月26日，劉病逝于蘭州。范振緒撰文追悼，對其一生給予精當評述。省城社會名流如鄧寶珊等100多人前去致吊并送挽聯挽幛。

　　嗚呼！片云在天，滴水知海。劉慶篤的一生，是那個時代的側影與折射！

　　從1936年至今，也不過是八九十年時間，劉慶篤這位會寧近代歷史名人的詩詞文賦，許多已隱入塵煙，杳無蹤跡了。《會寧進士劉慶篤》中著墨較多的還是他的書法作品。身為近臣，他常常書寫的是“奉天承運,皇上詔曰”之類的“館閣體”，這也是他學識淵博，才華過人的一種印證。現存他的書法作品，確如人們所評，有唐楷之功力，歐體之精髓，兼收并蓄顏之深厚，趙之妍美。一言以蔽之，見字如面，圓通工穩。

　　應該肯定的是，大勇的虔誠與執著，他的專業與特長是中醫，但他“勇”于跨界，讓人刮目。當然了，這本文集在史料史實的考據、體例章節的布排、文字語法的運用等方面，還需要淘沙瀝金，下功夫打磨。還是那句話：瑕不掩瑜。

　　劉慶篤

　　□周衛宏

　　北平告急。

　　一個王朝在你的護持下，

　　顛簸西來。

　　車要跑散架了，

　　馬要跑散架了，

　　你知道，你嶙峋的骨骼千萬不能散架。

　　不需要給你貼什么標簽，

　　改良派也好，保皇派也罷，

　　那都不能說明你的一切。

　　你是梅蘭芳戲文里的一句唱詞，

　　你拉動的胡琴悠揚里，

　　還是那段千古佳話。

　　怎么聽，

　　都像高山流水。

　　摘自《會寧詩志》